主持人：程光炜 李杨 一九八○年十月《北京文学》杂志“小说专号”在很不起眼的位置① 刊登了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多年后，人们普遍认为，这篇小说标志着“作家”汪曾祺的“复活”。但这只是事后的“追认”，在当时，汪曾祺的身份是很不清楚的，以他六十岁的年龄，自然不能算是“文学新人”，但也没有人认为他是“文学老人”。人们对《受戒》的反映和评价也很是模棱两可，一方面，很多读者被小说中的“纯美”所震撼，但另一方面，却又怀疑这样的“小说”是不是小说。文学界虽然能够承认《受戒》的“小说”身份，但是对它的位置的定位却同样是犹豫不决。在八十年代之初的文学环境中，汪曾祺的《受戒》以及他接连发表的系列小说是一种“另类”，在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自“解放”以来的“传统”“文学”场域中，没有安放这类“小说”的合适的位置，按照“传统”的关于“文学”的话语，也没有办法对这类“小说”做出合适的评价。 对汪曾祺文学史地位和价值的认识和确定，主要是一个“倒叙”和“回溯”的过程，他在《受戒》之后接连发表的系列小说固然使得人们逐渐明晰了他写的那些“不像小说”的小说也是小说，或许是真正的小说，但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很快知道了，他曾是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才子，沈从文的嫡传弟子，是四十年代末文学现代实验中的中坚人物，早在一九四七年就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京派”传人的地位使他的“复活”具有了超出了个人的意义，而成为一个作家组群和一个文学时代的“活化石”，并由此获得了“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因此，所谓“另类”，只是一种文学的传统在湮没几十年之后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复现”时所表现出的陌生化效果，在这种文学传统逐渐由边缘回归到主流之后，汪曾祺日后的红火也就成为必然。 一、需要“解释”的作品和需要“说明”的发表 《受戒》的发表是一件值得追记的事情，因为，它不只是标志着一个作家在“自动脱列”、停笔近四十年之后恢复写作的开始，而且是一种写作传统和一个“文类”即和社会政治、国家话语无关的“私人写作”在消失近四十年之后再度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这个意义上讲，《受戒》的发表是一个有意义的文学史事件。而观察发表作品时编辑们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和程序可以从侧面窥知作品的性质和类型。 汪曾祺在“解放”的气氛和朋友们的督促下，把他的笔端深入到四十年前的梦境，悄悄地接续了四十年代“京派”的文脉和传统，但这个传统和八十年代的人们已经相隔了差不多三十年，年轻一代根本无从知道汉语言写作还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作为把关者的文学编辑们也大都不知道汪曾祺是何许人也，因此，在对《受戒》的估价和判断上因为所用标准的不同就发生了很大的歧异。不只是甚至不主要是对它是否是好小说、而更主要的是对它是否是小说很多人产生了疑惑。《受戒》在发表之前，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处于“地下”状态，在朋友和同事圈子中传看，没有人认为这样的东西能够发表。在《受戒》之前写成的《异秉》由林斤澜介绍给南京的文学杂志《雨花》，在编辑会上，有的编辑就认为，“如果发表这个稿子，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好发了”②。虽然《受戒》和《异秉》最后都由懂行的主编做主先后发表了，但是，其小心翼翼的姿态也显而易见。相同的是，两家编辑部都发表了类似“编后记”的“说明”。发表《受戒》的《北京文学》在杂志的最后发表了一篇《编余漫话》。这篇《编余漫话》拉拉杂杂说到了好几件事情，有对一九八○年文坛形势的分析，也有很具体的属于事务性的告知，但其中最关键的是和《受戒》有关的“告白”和“解释”：“本期作者在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上，表现得比较显著，大多数作品还说明作者们着意艺术追求，我们赞赏精耕细作，赞赏艺术进取心……我们争取尽可能高的思想性，当然我们也就积极主张文学的教育作用。这一点我们希望取得作者的有力配合。但除此之外，我们也还赞同文学的美感作用和认识作用。缘于此，我们在较宽的范围内选发了某些作品。很可能会受到指斥，有的作者自己也说，发表它是需要胆量的。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和胆量问题结合得这样紧，常常是用胆大和胆小来进行评价，这是不利于正确阐明问题的。”③《北京文学》的这段话没有明说，但这里的“有的作者”显然是指汪曾祺。因为在汪曾祺将稿子交给当时的《北京文艺》主要负责人李清泉时，在稿子上附了一个短柬说，发表这样的稿子是需要一些胆量的④。实际上，对于文学刊物的编辑来说，多年以来，发表作品一直是一个战战兢兢和需要胆量的事情，《北京文学》的这段文字只不过是个策略性的“表态”而已，发表《受戒》，他们也并不是不需要胆量，否则就没有必要在此就“胆量”一词来发表绕来绕去的声明。而且，汪曾祺所说的“胆量”绝对不是多余的担心或有意将什么人的军，因为汪曾祺自己最清楚，早在三四十年代，“这批短篇小说的探索者(包括汪曾祺先生在内)，在当时都不处于创作的主流地位；甚至可以说，他们是自觉地反叛主导潮流的‘小说观’的”。而且，“汪曾祺和他的志同道合者的小说实验，当时受到冷落以至批判(一位著名的‘左翼’批评家就在一篇题为《一九四八年小说鸟瞰》的文章里点名批判汪曾祺的《鸡鸭名家》以‘一种幻美的迷力’，‘蒙蔽了人们面对现实的眼睛’)，最后被强迫中断。”⑤ 看得出，这篇《编余漫话》在尽量“解构”“胆量”一词中暗含的所发作品的“异端”性质，而强调和“传统”文学话语并不冲突的“精耕细作”、“艺术进取心”等“技术”因素。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发表《异秉》的《雨花》同样在《异秉》之后发表了由副主编高晓声撰写的《编者附语》：“‘异秉’这个词，一般读者会有些陌生，所以作者在文中解释说，就是‘与众不同’。这很有意思，我们写小说，也应该力求‘与众不同’；否则也不能叫‘创作’……发表这篇小说，对于扩展我们的视野，开拓我们的思路，了解文学的传统，都是有意义的。”⑥ 与《北京文学》对“胆量”的“解构”相似，《雨花》则是对《异秉》的“与众不同”做出“主动”的解释，而且，也是从“写作方法”的角度例如“白描笔法”、“形神逼真”来说明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这里的“解释”和“说明”显然带有“引导”阅读的意图，引导读者把阅读小说的重点和评价小说的“尺度”放到“艺术性”上，同时“引离”人们对小说“写的是什么”和“为什么写这个东西”的过多“追问”。当然，在气候并不完全爽朗的八十年代初，这也是一种并不多余的“辩白”和为日后留有余地的事先说明。 二、对“生活”的改写和用“减法”写作 “新时期”的短篇小说创作在经历了连续几年的热闹之后，到一九八○年，进入了气力不支的衰竭状态。一九八○年十月，在上海召开的短篇小说座谈会上，从维熙说：“短篇创作不十分景气，处于停滞状态。一九七九年出现了许多好作品，是大丰收的一年。而今年的前七个月，大不如一九七九年。原因何在？”⑦ 在发表《受戒》的《北京文学》第十期的《编余漫话》中也说：“进入一九八○年以来，无论从来稿的数量和质量看，都有点冷寂。”《受戒》的出现，为“冷寂”的一九八○年短篇创作大为增色，到年底，在几次对一九八○年度小说的盘点和扫描的讲话和座谈会上，人们都把《受戒》视为是一九八○年度又一个“丰收年”的“较好的小说”之一⑧。但是，与口头谈论的情形不同，在公开出版物上，有关《受戒》的文章并不多，我们没有看到当时宣传文化界的掌权人物如周扬、张光年、冯牧、林默涵等人对《受戒》有什么说法；我们也没有看到当年主流批评界的风云人物如朱寨、罗荪、阎纲、刘锡诚、唐因等对《受戒》有何评价。从表面上看，批评界当时更多的是“沉默”，既没有很多的捧场文章，也没有很多的批判文章，不多的几篇文章的作者在当时也非重量级的大家，要说在社会上的影响和“震动”，《受戒》远不如此前的《班主任》、《伤痕》等“时尚”作品⑨。也不如几乎和汪曾祺的《受戒》等小说同时出现的王蒙的“意识流”小说。从《受戒》的评奖过程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它模棱两可的态度。曾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崔道怡曾回忆说：“汪曾祺的《受戒》，在评一九八○年度奖时，虽被某些评委心中默许，却还未敢明确而公开地指认该作理应获奖。”⑩《北京文学》每年评选获奖作品，获奖作品分“优秀作品”和“获奖作品”两种，《受戒》获得《北京文学》一九八○年“优秀短篇小说奖”，但也只是获得次一级的“获奖作品”奖(11)。 一九八一年第五期《北京文学》上发表了钱光培的《现实主义的深入发展——评一九八○年〈北京文学〉获奖小说》的总结文章，人们对《受戒》的种种矛盾态度可以从这篇文章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解读。 这篇文章的结构是一种格式化的“三段论”：一、主题分析；二、人物分析；三、形式分析(12)。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作者分别“解读”了十篇获奖作品的“内容”及其优长，而惟独对《受戒》未置一言，只在第三部分分析了《受戒》在“表现方法”上的独特性。可见，作者对《受戒》的“主题”和“人物”处于“无话可说”的状态。文章说，“到了一九七九年，在党的三中全会的光辉照耀下，文学在反映生活的真实方面，有了新的进展。首先是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一下打开了，时间跨度也一下子延伸到了一九五七、一九五六年。”而到了一九八○年，文学“在反映生活的真实方面，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无论是反映建国以来的历史题材作品中，还是在反映近几年来的现实题材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家们正努力地在展示着生活所固有的复杂性，努力在那里挖掘隐藏在各种纷繁的社会现象后面的生活前进的激流和导人向上的力量”(13)。可以看出，虽然“在反映生活的真实方面，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但这里“打开”了的“社会生活面”、“生活所固有的复杂性”中的“生活”并不包括《受戒》所写的那种“生活”和那种“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