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程光炜 李杨 主持人的话：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最为今天的研究者熟悉的阶段无疑是八十年代文学。不仅仅因为今天的文学研究者大多是八十年代文学的亲历者，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文学知识与文学理解大都孕育和成型于八十年代。在今天的中国语境中提出“重返八十年代”，源于九十年代以后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学科的自我反思。在这一视阈中，“八十年代”已经不再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一段既亲切又真实的“历史”，而是一个以“文学”与“历史”为名的现代性建构。“重返八十年代”意味着将八十年代重新变成一个问题，它尝试通过将八十年代历史化和知识化，探讨何种力量与何种方式参与了八十年代的文学建构。我们的工作，包括对一些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的重读——既有对一些已形成定论的作品的重新解释，还应该包含对一些主流文学史无法容纳的作品的再解读。与此同时，它还包括对文学思潮的重新探讨，对八十年代文学制度化过程的分析，包括对文学刊物，文学出版、文学评奖、文学组织机构、文学政策、大学文学教育与文学史的写作等等的个案分析……我们希望通过类似的工作，挖掘在八十年代知识建构过程中被遗失、压抑或被扭曲的一些元素，重现被遗忘或被改写的知识和思想——通过重新理解八十年代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读解当下中国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而思考文学的位置和意义。“重返八十年代”专栏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思想的平台，热诚希望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参与。 程光炜 李杨 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由《人民文学》一九七七年第十一期刊出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招来一些人的指责；但不久，更重要的意见开始压倒不同意见，认定它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品①。到一九八五年一月出版的具有“总结”意味的《新时期文学六年》一书中，《班主任》的“正典”地位正式明确并稳定了下来。与此同时，刊发于《十月》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同属“伤痕”题材的礼平的长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以下简称《晚霞》)，却在同样“强烈反响”和相同文学环境里受到“冷遇”：更耐人寻味的是，它尽管也像《班主任》一样受到责难，但文学界并未像处理“《班主任》现象”那样最终为其“拨乱反正”地“正名”，所以后来的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始终未把它列入“正典”文学。直到九十年代后，始有人重新提起它，不过仍然将其放在“前伤痕文学”之中，而没有对已然形成的“文学史常识”有任何僭越和质疑。于是，一个“问题”就浮现在研究者面前：同属“伤痕”文学作品，照例备受瞩目，两篇小说的文学归宿为什么竟如此不同呢？它们之间的“差异”在哪里？是什么力量使这一“差异”继续扩大并加以定型的？个中“文化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兴趣。 一、“揭露”的历史范围及其限度 毫无疑问，如果撇开后来夸张的“叙述”，“新时期”前后大多数的“地下文学”或“公开文学”，实际上都在有意无意地遵循着“揭露‘四人帮’”这条艺术的“潜规则”。但是，“揭露”的范围究竟应该有多大，限度在哪里，当时大家都不太清楚。这就使得文学界在一度形成比较活跃、时髦和极不确定的“探索”的潮流时，也会因文学观不同而在讨论和交锋过程中陷入“无序”的状态。《班主任》为读者叙述了这么一个“故事”：虽然已“在这一九七七年的春天”，“好青年”谢惠敏仍未从“四人帮”时代僵化的思想状态中“解放”出来。她认为，凡不被“报纸”承认的都是“黄书”(即使老师和同学都喜欢的《牛虻》和《青春之歌》也不例外)；对班里的“错误倾向”，她习惯于开会“狠批”而不愿与人平等沟通。因此，与老师和同学的关系闹得很僵。宋宝琦是一个“小流氓”，他无知、粗暴，把《牛虻》读成“牛亡”，把《辛稼轩词选》说成“新嫁车的词儿”，“仿佛一个被污水泼得变了形的灵魂”。最后，小说通过“班主任”张俊石之口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吁。《晚霞》并不满足于这种“揭露”、“呼吁”式的叙述，它对造成“悲剧”的历史成因和人的命运中所潜藏的存在主义命题的兴趣，似乎远远超出了一般性的社会问题。例如，在固定化的“文革”叙述框架中，它引出一对恋人兼仇人李淮平和南珊的“特殊身世”，而且对四十年代那场“大战”的“意义”刨根问底；同样是控诉和展示“伤痕”，但作品却执意超出社会学的禁忌，而将命运与存在、宗教的终极价值做令人不安的“深度互动”。两部小说在处理同样题材的方式和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明显差别，后来成为文学批评和争鸣的一个主要关节点②。 批评界对两部小说采取的是不同的态度：在当年杂志上人们看到，肯定《班主任》的多是“著名”文学评论家，而参与《晚霞》争鸣的则多数是“未名”批评者——这种不同“待遇”还显示为，《晚霞》后来又被拿到稍低一级、而且含有被“质疑”意味的杂志《作品与争鸣》上来讨论。值得注意的是，与小说作者“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主题设想相一致，众多“著名”文学评论家正是在这个新的“价值标准”上肯定《班主任》的“现实意义”的。朱寨指出：“以《班主任》为代表的几篇小说，揭出了由‘四人帮’造成的不同形态的社会弊病，目的是为了引起疗救，作者的批判锋芒，始终是对着‘四人帮’的。”③ 与此同时，在一篇题为《道德的追求和历史的道德化》的文章中，敏泽虽然肯定了《晚霞》“结构新颖、观察细致、文笔流畅、富有情采、表现了较强的对于生活的艺术感受力”等优点，但对小说“关于道德的说教”感到失望。此文指出，小说对历史事件不是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而是把抽象的道德观念如“宽容”、“爱”等放在小说描写的事件和思想的主宰地位，从而把历史给道德化了。这样，就必然会否定历史的发展规律，最终使历史成为无端倪可寻的乱麻一团④。在文学评论家看来，《晚霞》的问题正是出在对历史的“越界”上，而《班主任》的“主要贡献”则体现在“始终对着‘四人帮’”这一历史性的“预设”之中。在“著名”文学评论家这里，“历史”显然是存在着“限度”的，而这一限度，在他们的观念中被认定为是“筛选”、“甄别”或“淘汰”当时的文学作品的文学史线索和批评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