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路》自序中说：“幼年秉承慈训而养成谨言慎行，至今未敢怠忽。”① 周扬则从另一个角度谈了对茅盾的看法：“我和他长期在一起工作过，但是我常常感觉到，对他的认识还是不够的。不但是对鲁迅的认识不够，对茅盾的认识也是不够的。尽管天天在一起，有一段……毗邻而居，但是我也不能很深地认识他。……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也不能说我完全认识了他。”② 这两个材料似乎都在说明茅盾的个性是“谨言慎行”的，但从文学批评及其相关材料来看，茅盾并非一直如此，他有一个从张扬到含蓄再到封闭的个性发展过程，其人格也由单纯渐趋矛盾。 1920年，茅盾因勤奋好学而被任命为《小说月报》主编，他提出的条件既有不顾馆方利益的“现存稿子(包括林译)都不能用”，也有自视甚高的“馆方应当给我全权办事，不能干涉我的编辑方针”。初出茅庐的茅盾似乎还没有很多的社会经验，即便是在变成铅字的文学批评文字当中，也时常露出他的峥嵘。他在《答钱鹅湖君》中“劝钱君赶快去请医生治治神经错乱病罢”，③ 在《“半斤”VS“八两”》中“要把郭君送给我的几句天才式的谩骂——鸡鸣狗盗式的批评家及其他——一一璧还。”④ 他甚至还发表了一篇今天看来尽现其自负与浅薄的《杂谈》，文中对吴宓、洪深等人担任“中国影片制造股份公司”悬赏征求“影戏脚本”活动的特聘评判员表示莫名其妙；他说：“我最不懂的，吴洪两位在西洋所受的文学的训练，难道也包括影戏术么？我只听得前年美国影戏公司请西班牙大小说家伊本纳兹做一篇小说以便他们排为影戏——注意，伊本纳兹此次是失败的；却不曾听见什么影戏公司请某某文学家做‘脚本’的评判员！我竟不知文学家的批评眼光还可以应用到‘影戏术’的批评上去！我竟不知文学的批评和‘影戏术’的批评是有共通点的！哼！”⑤ 这真可以说是一篇奇文，尽现一个个性张扬的青年无知时的无畏。他与鸳鸯蝴蝶派及创造社的论争虽有文艺观念冲突的根本原因，但少年气盛，不计后果肯定也是掺杂其中的重要因素，结果他因《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点了《礼拜六》杂志的名而丢了《小说月报》主编的职位，这可以说是他在进入社会之后遇到的第一次挫折，但这次打击并没有使他收起自己的锋芒，他仍会寻找机会平衡自己。1925年，茅盾参与领导了商务印书馆的大罢工活动，虽然在大的方面说是党的部署，但就茅盾本人来讲，却未必没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潜因。罢工胜利让茅盾感觉到了党的力量和集体的力量，但绝没有想到这种力量也能使他受到重创。《蚀》三部曲本是为了将自己从幻灭之中拯救出来，但那种消极的情绪却与革命者的鼓吹完全悖反，结果他受到了群体的围攻。如果茅盾此时真正做到了谨言慎行，恐怕他既不会写《幻灭》、《动摇》、《追求》，更不会写那篇引起更激烈反应的《从牯岭到东京》，那些给人以口实的心迹表露，试图以申辩与诤言的方式求取理解的做法，带来的却是适得其反的结果。有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是，自《从牯岭到东京》以后，这种极具个人色彩的舒展的精神自传式文体从此不见了，即如《〈时代的记录〉后记》虽还有个人的精神印迹，但所凸显的不是个人的情绪而是具有情绪特征的对时代的理性认识。 茅盾也许就是在与“革命文学”阵营的冲突中懂得了应该谨言慎行的道理。他不参加那些飞行集会之类的活动，却只是“自由”行动，而不发表声明；他要发表反对文学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意见却要和党的权威人物商量或得到党的文件许可。他的这种姿态应该与他的脱党及不被党重新接纳不无关系，也许就是被党抛弃的命运及被集体围攻的经历给他的心灵留下了久久难以复原的伤痕。 但是茅盾并没有就此完全改变自己，《怎样编制“文艺年鉴”》一文又隐隐现出了茅盾昔日的影子，他对《中国文艺年鉴》的编辑者杜衡和施蛰存说： 第一，“文艺年鉴”是“编年史”的性质，不应该选录作品，即不得已而选录作品，就应该实居于“附录”的地位，不能比本身大，甚至于大过数倍。 第二，“文艺年鉴”的本身应该是文艺各部门的详细论述，凡小说，诗歌，散文，戏曲，理论文字，翻译等等，都要独立一章，详细论述；像该《年鉴》的《鸟瞰》之类的论文只能算是各专章前的一个“绪言”。又关于旧文学的整理，旧的新发见等等，该《年鉴》中并无一字提及，可是这也应该在“年鉴”中占独立一章的。 第三，作家著作索引及书籍编目，才算是“附录”，然而这“附录”必须详备，尤必须每书有一则简明正确的“提要”！ 第四，一年内出版的文艺性期刊，不论大小及出版久暂，都应该编目著录，并且每种加一“提要”，说明该刊物的旨趣及重要内容。 第五，国内的文艺团体，不论大小，不论新旧，都应该详细调查，照实记载。⑥ 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茅盾没有署名。即使是有话要讲，即使不懂常识的杜衡与施蛰存是左翼阵营攻击的对象，但对文艺年鉴问题有充分自信的茅盾还是把自己的面孔遮了起来，不给对方面对面反驳的机会。翻读茅盾的批评文章，且不说1920年代与创造社郭沫若的冲突，单就革命文学论争以后来讲，他指名予以批评的实在不多。指名言蒋光慈的缺点，应该是服从集体的表现，因为在对“革命浪漫蒂克主义”的清算中，蒋光慈不仅是批判的对象，还被开除出党；点名指责周扬，却是茅盾想兼顾“两个口号”，可周扬却不理会他的苦心，终于在激怒了鲁迅的情况下也激怒了茅盾，惹得他大讲周扬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及“反装大门”的错误。茅盾是在双方情绪都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才因编辑做手脚一事光火起来，这该是其个性展露的一个例外，而更经常的，他总是保持一个低调的状态，不仅在参与论争时总有一种勉为其难的味道，而且即使参与，他也避开锋芒，写两篇文章露一下脸了事。茅盾遮起的半张脸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这或许可以看作是“慎行”的具体表现。至于“谨言”，本与“慎行”密切联系，但在1946年却有典型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