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铨：异邦的借镜》① 一书，内容十分详实，论点中肯，把这位备受争议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的一生言行，全部表露了出来。本书的两位作者——季进和曾一果——的确花费了大量功力。季进在《后记》中说得对，此书的价值就在于它“第一次系统梳理和评述了陈铨的生命创作和思想发展历程”，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两位作者的谦虚而正直的态度，全书的论述力求“更真实地呈现陈铨的思想原貌，而不是以某种先验的概念来削足适履”。 过往的“先验的概念”，就是把陈铨作为极右派的国民党“蓝衣”社的同谋，把《战国策》作为极端“法西斯”式的刊物，却完全没有顾及陈铨的学术背景，特别是他两年在美国(奥柏林学院的硕士)、三年半在德国(基尔大学就读，后转柏林大学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经验，也没有顾及陈铨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的学术地位，尤其是他四十年代在大后方实际而积极的文化活动与文化影响。全书对陈铨的学术背景与文化活动，包括他与老师兼益友吴宓以及其他学者朋友——林同济、雷海宗、贺麟等人的关系，论述甚详，弥足珍贵。 本书更侧重陈铨对于中德文学比较研究所作出的贡献。陈铨当然是中德文学关系研究方面的开山祖师，他的学术著作《中德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从叔本华到尼采》等，在本书最后一章“异邦的借镜”中作者作了深入的评述，令人信服。两位作者“为了更真实地呈现陈铨的思想原貌”，有意多引了一些原始文献，希望能为以后的陈铨研究提供些方便，更是精神可嘉。当然，全书的论述，有的地方也略显粗疏，值得进一步阐述。但瑕不掩瑜，作为一本优秀的学术著作，本书能纳入乐黛云教授主编的“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可谓当之无愧。我相信这本书应该是所有研究中国比较文学和文化以及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和研究生必读的书本之一。 笔者以前对陈铨的学术思想与文学贡献所知甚少，仅知道他是抗战时期“战同策”派的一员，是著名的尼采的信徒，也是备受争议的《野玫瑰》等剧作的作者。这些信息，还是多年前从乐黛云教授口中得来的，后来也在一些文学史料中读到相关资料。今天是第一次得窥全豹，当然也触发了我的一些感想。 我觉得所谓“战同策”的争论，既是“昨日黄花”，也是言过其实，只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数的“历史误会”之一。然而，陈铨在德国留学时的经验(一九三○—一九三三)，却值得进一步讨论。那段时间，正是德国近代史上的关键时期——政治上自由而艺术上“颓废”的魏玛文化(Weimar Culture)已经结束，而希特勒的纳粹民族主义刚刚兴起，正值另一个影响深远的“狂飙”运动的开始。在这个历史语境中研究黑格尔和尼采，不可能不受到当时文化气氛和学术思潮的影响。换言之，我认为陈铨在德国所接受的尼采“超人”哲学是那个时期的尼采，它把“超人”哲学故意扩大，变成德意志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但却没有重视另外一个较悲观的尼采，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永恒的回归”(eternal return)观念、《道德的系谱》、《悲剧的诞生》等等。这一系列的著作，似乎并没有得到陈铨及其伙伴们的重视。虽然本书的参考书目中都列了这些书名，但与陈铨心态最为契合或对他影响至深的显然是尼采的《权力的意志》(The Will of Power)。我们甚至可以说：希特勒用尼采和华格纳织造了另一个“想像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一种纯德意志民族的国家。 季进特别引了陈铨在《尼采的政治思想》中的一段话，指出“尼采的贵族，也并不是仅指德国民族”，并说“以前的普鲁士主义”和“现在的国社主义”，“他们都认为德国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所以他们有统治世界的权利，而且世界非在德国民族领导之下，不能达到和平进步。这一种思想，好像是尼采，实际上并不是尼采”(六十四—六十五页)。因此，二位作者的结论是：“陈铨接受尼采，不是为了宣扬超民族的‘超人’观念，而是认为尼采的哲学思想对民族国家如何在世界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有着重要的启示。”(六十五页)这个“启示”是什么？却没有仔细讨论。不错，启示之一是当此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需要“集体主义”；启示之二是中国需要重塑“民族精神”，然而这个能体现“民族精神”的“集体主义”又是什么？ 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看来，尼采的启示也有其历史的“脉络”(context)——他的著作是被当时的德国人“读”出来的(正像鲁迅心目中的尼采是得自日本人译介的勃兰兑斯Georg Braudes的解释一样)，有其特定的时空和文化关系。所以，当我们再看陈铨的《论英雄崇拜》一文，却只见尼采而不见卡莱尔(Carlyre)的影子，为什么？陈铨的论述也没有像同时期的一些学者一样，把现代艺术和都市文化的“原动力”都转化为民族精神。陈铨甚至没有任何“现代主义”的色彩，这又和同是到过德国留学的朱光潜大异其趣。值得指出的是：朱先生终其一生，晚年虽自认为是归依于马克思主义，但真正服膺的却是维柯(Vico，也是萨义德最佩服的西方思想家)，去世前终于译完维柯的巨著《新科学》。而陈铨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却一无所成，尼采的遗产彻底破产，留下一片思想上的空白。在整整十八年中，这位当年赫赫有名的一流学者，却只能虚心翻译一本二流的苏联学者写的《德国文学概论》，藉此重温旧学，他日记中一再提到的“回家继续读Tinko”(一百六十六页)，也不知这个Tinko是何许人或何许书。 事隔半个世纪，再回头看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即从本书第四章大量的引文和阐释来看，也不免令人略感失望。诚然，这是一本开山之作，架构很大，资料也比较丰富，但方法似乎相当保守。如果与钱钟书在牛津的论文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17th and 18th Century(《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相比，二人的功力恐怕高下自明了吧？陈铨研究歌德的文章，内中有不少创见，但谈到歌德接触到的中国文学和态度，未免不够深入，只是点到即止。陈铨认为中国当时对德国文学的接受只停留于初步的翻译阶段，其实二十年代初，郁达夫已经把部分德国文学——包括歌德的那首名诗《迷娘》——放入他的小说《南迁》中，翻译、引用与创作，有机地融为一体。《南迁》几乎整个故事都被笼罩在西方文本之中。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歌德《迷娘》给予的创作灵感，也就不会有郁达夫的《南迁》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