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0257-5876(2006)03-0023-08 一直以来,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段之间建立起某种反叛、断裂或纠正的关系,是当代诗歌批评的重点,诸如“后朦胧诗”相对于“朦胧诗”,“90年代”相对于“80年代”等。借助这种批评策略,一茬又一茬的诗人确立了自我的形象、身份,当代诗歌的成长脉络也清晰可见。当然,近年来不少批评家也对此表示了质疑,认为这种说法流畅有余,但或许深刻不足,容易忽略现象的交错以及历史惯性的缓慢沉积,并且容易被居心叵测地利用,服务于诗坛内部粗俗的权力游戏。在诸多质疑当中,张枣的文章《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当代中国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作姿态》,很值得注意。此文一开头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朦胧诗”与“后朦胧诗”的代表性诗人,年龄差距其实不大,在历史记忆与意识上亦无本质区别,因而“真的有着两种从写者姿态意义讲时代精神不同的人吗?”在惯常的文学史区分之外,张枣提出第三种可能,正是它“像一朵玫瑰的芳香一样,将每个有着严肃预感的写作者围结成一体”,构成了多元状态之下内在的统一,“忽略对这统一性的揭示,也就不可能真正揭示我们今天的写作”。这“第三种可能”或内在统一性,被他概括为一种新的写作姿态的出现,即“将写作视为是与语言发生本体追问关系”,一种“元诗”结构得以从中涌现。 所谓“元诗”,依照诗人的说法,是一种“诗歌的形而上学”:“诗是关于诗本身的,诗的过程可以读作是显露写作者姿态,他的写作焦虑和他的方法论反思与辩解的过程”①。从“朦胧诗”到“后朦胧诗”的“断裂”神话,在此无疑被拆解了,但这却是为了建立一种更大规模的“断裂”,即“对语言本体的沉浸”的态度,在中国新诗的历史记忆中是相当陌生的,它构成了当代中国诗歌写作的独特性。诚然,张枣的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吻合于历史实际,又在多大程度上不是一种个人的解剖和表白,是可以讨论的,但他无疑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代诗歌的核心气质:对写作过程的关注,似乎凝聚于许多当代诗人的表达之中。因而,“元诗”不仅作为一种诗歌类型(以诗论诗),更是作为一种意识,广泛地渗透于当代诗歌的感受力中。在这种意识驱动下,诗人们挣脱了“真实性”的规约,普遍相信人类的记忆、经验、思辨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语言行为,现实也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关系。 20世纪90年代,“向历史的幸运跌落”似乎构成了对80年代激进的语言实验和“纯诗”倾向的反拨,一种广义上的“时事诗”的风行,增强了诗歌对当代日常生活、世俗经验的“介入”感。但实际上,90年代出现的种种叙事性、及物性的写作方案,在根本上仍属于瑞恰兹所言的一种“伪陈述”,语言本体论的立场非但没有被放弃,反而可能变得更为极端了。诚如另一位诗人所概括的:“历史的个人化”与“语言的欢乐”构成了90年代诗歌的两大主题②。这两个主题其实已合成了一个主题,因为只有在独特的文本组织中,“历史”才能真正被个人把握,只有站在词语的立场上,现实才能被想像力吸纳为风景。在这个意义上,90年代诗歌对诸多人文主题的接纳,也往往是围绕“元诗”意识展开的,道德的追问、历史的关怀,最终仍会落回对写作本身的检视。 张曙光在他的《尤利西斯》中就这样写道: 这是个譬喻问题。当一只破旧的木船 拼贴起风景和全部意义,椋鸟大批大批 从寒冷的桅杆上空掠过,浪涛的声音 像抽水马桶哗哗响着,使一整个上午 萎缩成一张白纸…… 写作者的当下历史境遇问题,其实成了一个譬喻的选择问题,“生活的世界”的展开,也只发生在一张空白的纸上,这一点强烈地构成写作的虚幻性和现实性。诗歌对历史的“介入”,因此也只能是一种奠基于语言本体论的象征式“介入”,体现为西尼所阐述的一种诗歌的“纠正”③。 宽泛地说,从浪漫主义开始,现代诗歌作为一种“感伤的”文学类型,自我反思的因素就包含在其中,浪漫派的开山之人施莱格尔就曾提到一种“超验诗”的存在,它要求“把现代诗人里屡见不鲜的超验材料和事先的练习,与艺术反思和美的自我反映结合起来,造就一种诗论,讨论诗的能力……在这种诗创造的每一个描绘中同时也描绘自己,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既是诗,又是诗的诗”④。在现代主义的诗学传统中,对语言与现实关系的沉思,也是一个最常见的模式,无论是马拉美言及的“终极之书”,还是史蒂文斯笔下君临荒野之上的那只“田纳西的坛子”,都是经典的“元诗”表达。由此看来,当代中国的先锋诗人,似乎只是“迟到”地领受了这一传统。在张枣的文章中,“元诗”意识的涌现也被看作是对“寰球后现代性”的参与,并最终导致了一种“文化身份”的危机。 对普遍主义的批判,在今天已经是知识界的时尚,当代中国诗歌对现代主义原则的狂热屈从,也是它为人所诟病的“原罪”之一。但应注意的是,“屈从”是发生在中国特定的思想、历史情境中的,包含着特定的诉求和隐衷。无论是说“对语言本体的沉浸”,还是说“当代诗歌的本质寄托在写作的可能性上”⑤,在这些诗人的表述中,不难听到一种激烈的抗辩意识,以及对一种新的文学秩序的渴望,这恰恰暗示“元诗”意识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如果说它真的被普遍分享的话,那么它最大的功效,不简单地等同于语言活力的激发,而是通过对一种自明的、绝对的“现实”的瓦解,在与既定社会意识秩序的疏远中,建立了当代诗歌可贵的场域自主性。与此同时,诗人的社会身份也得到重新塑造,不再扮演公众舞台的主角或社会法庭上一个吃力的自我辩护者,在文学自律的现代想像庇护下,他们通过放弃大写的自我而获得专业的自我,成为一群“词语造就的亡灵”。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也由此产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当现代性承诺的幻境以全球化的消费现实从天而降,当既定的社会意识秩序已灵活多变,与大众的趣味一道容忍了诗人的冒犯,甚至将这种冒犯吸纳为一切的原则的时候,诗人们对“语言本体的沉浸”是否还能如此高调,是否在暗中也变得暧昧不明,则是一个应该继续追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