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转的速度的确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在1986年的时候，我们想到二十年后，觉得它是如此遥远和如此的不可思议。我们对于二十年后的憧憬和期望其实很像那首“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的歌，虽然内容和那首歌唱的内容会有不同，但其天真和浪漫则似乎完全一样。那时我还是一个北大的研究生，刚刚进入文学研究的领域，着迷于刚刚出现的一切新的思潮和新的运动，着迷于一波波的“新潮”的来临。我似乎是和“新时期”的文学一同度过一段难得的青春岁月的。这段青春岁月异常迷人，也异常单纯和异常的注重精神生活的解放的要求。对于我们来说，那段岁月的意义不是今天的分析和研究所能够概括的，它是一段感情的记忆，也是一段无悔的投入和付出。在今天看来，那段时间的期望和梦想似乎都已经远去，中国当下的文学和文化的命运也和当时我们的幻想有了不可思议的差异，但毫无疑问，当时的先锋正是今天历史的开端和起点。 所谓“先锋文学”并不是一个明确清晰的概念，而是具有高度的暧昧性的一个模糊的存在，它是“新时期文学”的关键的、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也是一种新的文化想像的来源。它是一种“现代主义”的运动？还是一种前卫文学实验的展开？是一段弥足珍贵的历史？还是不可追回的旧梦？它有许多不同的表征。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后来几乎被遗忘的石涛、谭甫成的象征小说，高行健等人的戏剧和有关“戏剧观”的讨论、“朦胧诗”的崛起和“后新诗潮”的兴起、阿城等人的“寻根文学”的潮流、有关“现代派”的持续时间相当长的论战和对于西方现代派的再认识等等都为先锋的出现提供了核心的资源，它们无疑是先锋文学的关键的部分，是构成先锋文学历史的不可缺少的记忆。我们一般文学史叙述的从刘索拉、徐星的小说到马原、洪峰、苏童、格非、余华、孙甘露等人的小说的历史应该说仅仅是这一历史氛围中产生的一个潮流和线索而已。这样相当广泛的文学运动正是所谓“新时期”历史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对于它的书写和思考正是处于“新世纪”的我们必须面对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段历史有一种惊人的意义，它揭开了今天的一切的序幕，给今天的一切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来源”。对于先锋文学的再思考，其实也是对于今天急剧变化的文化和文学的再理解和再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从今天的“新新中国”回首往昔，“先锋文学”的意义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从中国内部来观察，“新时期”是一个中国的精神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当时的文化中弥漫着一种极度矛盾的氛围。一方面，人们从文革后期开始已经受到了物质性的诱惑。所以。“新时期”文学和电影早期一个被今天的人们忽视的主题就是反对“文革”后期的理想失落和物质主义，追求一种新的精神的出现。如刘心武的小说《醒来吧，弟弟》、《爱情的位置》，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都凸现了这一点。这种精神性的想像当时的价值在于它试图在“文革”后期的瓦解式的困境中建构一种新的超越性。一种新的“精神”的渴望一再地被强调。过去极端的宏大理想在文革中已经幻灭和耗尽，失落和失望变成了焦虑的中心，但一种物质性的敞开我们还根本无法忍受和理解。因为当时的文化条件尚不具备对于日常生活和消费文化进行合法化的理解的必要的历史条件。中国的强烈的精神性的追求不能不用一种新的精神性的追求加以替代。所以当时走出“文革”的话语不仅仅要对于“文革”的价值和精神加以否定，还要对于文革后期的物质主义的期望进行回应。所以，如何寻找具有合法性的回应正是“新时期”初期的关键性的历史命题。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新时期”文学所围绕的一直是对于当代中国历史的清理和追问来进行自己的思考的。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一直是试图对中国当代历史提供与“文革”时代完全不同的解释，它所关切的乃是如何再度阐释当代中国历史，建立一套新的话语来提供对于未来的想像。对于当代历史的反思的结果是以“回到五四”作为自己的最终的诉求的，我们在历史中不断地偏离和背弃了五四的精神，于是导致了悲剧性的结果。这种观念是我们在八十年代的文化中经常见到的。这个对于过去的清理和新的历史观的确立正是依赖文学想像建构起来的，当时的文学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历史、政治和经济的全方位的解决方案的提供。经过了这一段对于历史的清理，我们需要为“回到五四”这一相当抽象的目标填充新的内容。 在这里，一种个人主体的解放的承诺，一种从计划经济的集体性的社会文化选择中脱离出去的个人的自由的承诺开始成为文学的主题。文学试图展开展现了一种无所畏惧的气质，一种要求从计划经济的集体性的话语中脱离的勇气和愿望。这里其实明明白白地将八十年代的“主体性”的召唤表达出来了。这个“主体性”的个人的展开，直接提供了思想和精神从原有的秩序中“解放”的想像。应该说，这一问题通过李泽厚对康德的阐释得到了明确，一个“主体”的“大写的人”的解放为中国“现代性”的想像再度确定了目标和方向。这看起来是“回到五四”的诉求，而实际上，却意外地为中国的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未来做了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准备。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的1984年版有一个异常重要附论《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这篇文章似乎包含着整个八十年代思想的核心的命题。李在这篇文章中点明：康德的体系“把人性(也就是人类的主体性)非常突出地提出来了。”(《批判哲学的批判》1984年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424页)。而李泽厚的发挥似乎更加重要：“应该看到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个体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进展，在精神上将愈来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同上，434页)李泽厚指出：“人的真正的自由感受……认识论的自由直观、伦理学的自由意志构成了主体性的三个主要方面和主要内容。”(同上，435页)这种“自由”的想像乃是八十年代的新的启蒙的核心。这一精神就是“新时期”的文化超越“文革”和“十七年”的文化的关键之处。它提供了一个远景和一个方向。一方面可以替代被“文革”的极端主义所败坏的理想，另一方面，又将物质性的日常生活的满足作为一个部分纳入到未来的远景之中。回答了文革后期的物质主义的要求。它找到了“主体”的想像作为文化的中心。这种“主体”的想像其实是为当时的急剧的变化找到了合法性，也具有一种强烈的“解放”的冲动。它不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寻找具体的出路，而是谋求一种绝对的改变。这里李泽厚召唤的康德的幽灵其实是对于八十年代新的精神的召唤。“主体性”正是整个八十年代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话语中脱离的基础。而这个“主体性”正是新的“现代性”的展开的前提。正是这种“主体性”的寻找，变成了八十年代的“现代性”赋予我们的最大的梦想。这是一个新的“主体”的觉醒的道路。其实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先锋文学”其实是一条“主体性”的自我的追寻的精神道路被勾勒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