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的主要接受主体并不是在传统教育熏染下成长起来的士子或市民，而是在新式教育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学生和由学生转化而来的知识分子。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时的通俗文学如“旧式白话小说”，依然“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他们的‘太平皇帝’的宝座上”①，而新文学本身则“反而和群众隔离起来”②。有鉴于此，他们认为，“‘新文学’尽管发展，旧式白话的小说，……还能够完全笼罩住一般社会和下等人的读者。这几乎是表现‘新文学’发展的前途已经接近绝境了”③。因为五四文学作为“新文学”，从其诞生伊始就和“旧式白话小说”有着很大的分野；“旧式白话小说”的接受主体则主要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熏染下成长起来的士子或粗识文墨的市民阶层，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缺少了新式教育熏染这一环节。如鲁迅的母亲喜欢中国传统小说，“几乎中国的小说她都看过了。鲁迅经常要给母亲找小说，过不了几天，母亲又说：‘老大！我这几天看完了，还有别的小说吗？’”④ 这说明，即便是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文学创作接受主体是那些“新读者”；或者说，在他们创作文本之前，就已经明确地把接受主体设定为那些在新式教育熏染下成长起来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由此看来，新文学“反而和群众隔离起来”并不是新文学本身的过失，而是源于作为接受主体的“群众”没有接受新式教育的缘故，这就使诞生于自由、科学和民主等现代意识基点上的五四新文学和群众既有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反差太大，以至于二者缺少了对话的平台。这实际上彰显了新文学启蒙文化语境的艰难性、复杂性和多元性。 新式教育培育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学生群体。这批学生用其接纳的西学知识建构起了现代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使他们对五四文学产生了亲和力。张之洞不无忧虑地说过：“近来学堂新进之士，蔑先正而喜新奇，急功利而忘道谊，种种怪风恶俗令人不忍睹闻。”⑤ 这表明，晚清既然已经打开了通向西学的主渠道，就无法按照自己设想好的方式来框定学生的思想。尤其是“当一个群体的成员都为同一处境所激发，并且都具有相同的倾向性，他们就在其历史环境之内，作为一个群体，为他们自己精心地缔造其功能性的精神结构”⑥。事实上，接受新式教育而觉醒了的学生为救亡图存的“同一处境所激发”，并具有了接纳西学以实现救亡图存的“相同的倾向性”。其“扮演着积极的角色”既在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那里有所“表述”，更在接受主体那里也有所“表述”，使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结构”具有同构性。 陈独秀、胡适作为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实在是生逢其时，这是他们比前辈学人的幸运之处。在他们之前不止一人，曾用饱满的激情和炽热的鲜血，在“铁屋子”一般的社会中呐喊着。然而，这结果却是“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对此，鲁迅切实地感受到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⑦。这说明鲁迅早就意识到了接受主体的重要性和接受主体的匮乏。对此，他不无感触地说过：“凡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⑧。其实，鲁迅这样的感喟并非没有道理，早在日本留学时，鲁迅就已经为五四文学革命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鲁迅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中，热烈地期待着在中国出现“精神界之战士”，以此打破中国文化上的“萧条”，这种思想完全可以和五四文学革命思想有机地衔接起来。但遗憾的是，当时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对文学并不是特别迫切与热心。在当时的主流话语中，革命和改良等政治问题凸现为主要问题，而文学则被这政治所遮蔽。正如鲁迅所说：“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的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⑨ 由此可以想见，在同是具有留学背景的身边都如此难以找寻到“同志”，要到社会上找寻“同志”自然就更难了。既然鲁迅的思想在留学生中没有得到回应，那么在国内的一般学生中就更难指望有什么回应了。所以，鲁迅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在“无可措手”中被延宕了下来。 这就是说，时代还没有为先觉者铸造出与其思想合拍的接受主体。没有接受主体的回应，就没有社会意义上的文学运动。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五四文学的发生，重要的并不在于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的文学诉求是什么，而是这种文学诉求是否拥有更为广泛的接受主体。这一切昭示我们，要对五四文学的发生作出很好的言说，不仅需要我们到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那里去寻找，而且还要到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那里去寻找。 在五四文学运动期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则很快就获得了接受主体的认同。如寄身异域的陈丹崖给陈独秀的书中就肯定道：“日者得读左右主撰《青年》，雒诵再三，至理名言，诚青年之药石，其裨益中国前途者，云岂有量！”⑩ 这种发自内心、溢于言表的“向往”之情，对陈独秀来说，自然提供了外在的动力。而与陈独秀、胡适等人的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情形形成鲜明比照的是，当年的先驱者不但形影相吊，而且还深为人们痛恨。如孙中山早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11)。当然，对孙中山的革命持同情和理解的只能是那些接纳了新式教育成长起来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而普通的民众依然和这革命有着深深的隔膜。这成为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反思历史的绝好“标本”。如鲁迅的小说《药》提供了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对清末革命的“记忆”，以及由这“记忆”而来的对当下“文学运动”的价值指向。清末的革命党人致力于推翻清政府，救民众出水火。然而，这并没有获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甚至未觉醒的夏三爷们还会为保全自我而出卖了参加革命的侄儿。更令人深感痛惜的是，夏三爷的这种愚昧行为，不仅未受到应有的鞭笞，反而在他者的视阈中成了精明的举动；而夏瑜在狱中宣传革命道理，则不仅不为康大叔所体认，也使花白胡子这样身处社会底层的民众感到不可思议，甚至还使“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发了疯了”(12)。其实，他们从小接触的是传统教育，这教育所宣示的是造反者要株连九族、满门抄斩，所以，夏瑜的革命行为在他们眼里无疑就是造反行为，只能用“发了疯了”来解释。正是这样的传统教育强化了他们对封建威权的依顺和对反抗封建威权的排斥。然而，夏瑜的文化背景和那些“二十多岁的人”是相似的，但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不同，才使他们在同一问题上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这就说明了二者产生转换的中介是新式教育。然而，鲁迅的这一隐喻意义，却一直未能被我们很好地阐释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