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6)02-0053-08 现代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毫无疑问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而读者的接受程度也是一个独特的方面，特别是对读者与现代文学生存状态的关系加以整体考察，从文学生产、传播和消费的社会化过程考察近现代读者的性质、特点，及其作为文学鉴赏者和文学消费者的二元化身份所带来的文学多样化、商品化特征，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但读者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复杂的存在。文学史上经常讨论的“读者的大众化”，其实是一种很不确定的文学现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大众读者不过是作家的理想，而不是一种文学现实。”[1] (P138) 读者与消费者的双重身份 随着中国近代文学传播方式的转变和市场消费机制的形成，文学作品除了具有艺术审美特征，也成为“一种工业品”，一种带有“物”的特性的文化“消费品”[2] (P32)；而读者除了作为文学鉴赏者，同时又成为文化消费者，文学出版物的购买者。这一事实给文学创作与欣赏的美学关系注入了经济因素，一方面，作为商品的文学必须接受消费者的选择，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实现其交换价值；另一方面，读者的收入状况、生活方式、消费结构、购买能力等，也参加到文学的社会化过程中来，作为鉴赏者同时作为消费者，读者的阅读趣味、需求，常常通过文学市场成为决定文学生存与发展的某种关键性因素。 首先，读者的兴趣爱好、消费倾向对文学传播过程中的编辑思想、出版策划以及作家的稿酬标准等都会产生相应的影响。茅盾20世纪30年代编辑大型文艺刊物《文学》时就曾感慨道：“事实上，开始‘人办杂志’的时候，各种计划、建议都很美妙，等到真正办起来了，就变成了‘杂志办人’。”[3] (P199)读者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意识的客观存在，常常会借助于市场、社会舆论等外力因素，形成一种巨大的制约性力量，反过来左右编辑的文化选择。“杂志办人”典型地体现了读者市场等出版文化因素对编辑、作家的强制性作用。在某些情况下，读者的意志还会迫使出版物不断做出相应调整。如20年代初期商务印书馆改革《小说月报》的深层隐情，实在是那些旧式文人把持的《小说月报》读者市场萎缩得太厉害了，以致面临赔本，为了生存，商务只得抛弃鸳鸯蝴蝶派文人，根据读者市场需求发表新文学作家的作品；但到了20年代中期，新文化运动走向低谷，读者对通俗作品的阅读兴趣又有所抬头，同样是为了生存，商务再度乘势创办了通俗文学刊物《小说世界》作为《小说月报》的姊妹刊，重新登载旧式文人的作品。无独有偶，30年代《申报》副刊《自由谈》由周瘦鹃转交黎烈文主持后，成为新文学的重要阵地，但是《申报》不久又增辟副刊《春秋》，仍由周瘦鹃主持，面向市民，以填补《自由谈》改革后留下的真空。这两次民国最重要的报刊的改组和再改组，都充分地印证了茅盾“杂志办人”的论断，对于本质上属于经济活动的现代出版业来说，这是无奈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 出版机构给予作家的稿酬虽有一定的标准，但也常会随行就市。如张恨水20年代中期连载《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作品时，“他的小说也不过只卖到四、五元一千字，有时只有二、三元一千字”[4] (P131)，但30年代初《啼笑因缘》在上海一炮打响后，张恨水的小说“千字卖八元，还是你抢我夺。连早在北平出版过的旧作《春明外史》，也由世界书局出了千金的版权费收买下来，重行刊布”[5] (P346)。不同作家间这样的情况就更是常见，林纾的翻译较近代其他作家的稿酬要高，梁启超的稿酬也享有与一般作者不同的标准。梁启超20年代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与商务“六折算账”，不仅收取四成的版税，还得到每千字20元的稿费，这是当时高梦旦准备拉拢郭沫若而给他和《创造》稿费的5倍。[6] (P206) 其次，读者所代表的市场关系对作家创作及生存的影响也是直接而深刻的。20世纪40年代初期，《大众生活》杂志上曾发生过的一段趣事：茅盾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腐蚀》自1941年5月17日开始在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杂志上连载，并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兴趣。读者们最为关注的一点，就是作为女特务的主人公赵惠明，她的命运结局将会如何(或者说将应该如何)。不少读者纷纷给编辑部写信，强烈要求应该给赵惠明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而不希望让她走向死路。广大读者这样一种热情的关注和急切的愿望，无论对连载《腐蚀》的《大众生活》编辑部，还是对作家茅盾都带来了很大的震动和压力。为此，刊物编辑部专门召开了一个由作家、编辑和批评家多方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会后，将大家的发言作为《大众生活》杂志的编辑后记予以发表。其中，夏衍在座谈会上还特别提到一个日本现代作家在报纸上连载长篇小说，广大女读者深受小说感染，纷纷来信要求作家不要让女主人公最后死去，但作家最终还是让女主人公死去了，这一结局致使当时很多女性读者纷纷为女主人公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所有这些，对当时尚在继续创作《腐蚀》的茅盾有着很大的震撼，茅盾最终“被迫”接受了大家的要求，终于“给了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①。这段趣事非常生动地说明了作家创作在发表过程中所受到的读者多方面的有时甚至是深刻而重大的影响，至于那些因为没能得到读者的接受和认可而导致写作失败，出版无名，被埋没在历史的封尘中的作家、作品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读者在文学社会化过程中作用的发挥，意味着文学与市场联系的进一步紧密。文学与市场关联的建立，其效果是双重的：一方面，激烈的市场竞争，有效的商业化运作，能够真正地促成文学市场的良性竞争机制，使文学精品在大浪淘沙中脱颖而出；另一方面，读者、市场作为经济因素又与纯文学有着天然的矛盾，会对作家的审美精神自由产生很大妨害。从这一角度，叶圣陶就主张：“凡为文学家，必须别有一种维持生计的职业，与文学相近的固然最好，即绝不相近的也是必须，如此才得保持文学的独立性，不致因生计的逼迫而把它商品化了。”[7] (P61)有意味的是，叶圣陶的话与当年鲁迅和老舍反对作家兼职的言论恰成反调。但本质上，他们三人的观点彼此却并不矛盾。作为不同的创作主体，他们从各自的经验和生活实感出发，指出了使作家的创作自由不受侵害的种种办法。鲁迅和老舍认为，作家兼职不仅占用写作之间，影响写作质量，而且写作还会受到所从事的其他职业的潜在影响；叶圣陶主张作家应该在写作以外有其他的职业作为经济基础，则是从职业作家该如何抵制商品化的侵袭这一角度提出的建议，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