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资产阶级文学”的政治①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也许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国民革命”的失败，使人们愈来愈清楚地意识到社会是一个整体，因而在对失败责任和原因的探讨中，有关中国社会的组织与结构、中国社会阶级的主体，以及中国现阶段是“现代”社会还是“传统”社会，或半“现代”半“传统”社会的判定，成为各党派和知识界激烈论争的话题，并最终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崛起。② 但作为几乎与之同时发生，在主题及参与者方面也有若干交叉③ 的“革命文学”论争，却因为学科的壁垒，有关问题一直得不到应有的讨论。这不仅制约了讨论的成色和规模，而且也直接影响了对“革命文学”论争的理解。已有人注意到，对“国民革命”的“回想”(王宜昌语)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初期的重要性，④ 却无人意识到这与“革命文学”论争中有关“小资产阶级(文学)”辩论的关联。实际上，早在《蚀》三部曲中(1927.8—1928.6)，茅盾就借那些投身革命却倍感冲突，由幻灭、彷徨而至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的遭际，检视过“国民革命”的败因。在《从牯岭到东京》(1928.7)中，茅盾对中国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质和社会作用，有过更为明确的肯定。而这正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将起，陈公博在《贡献》连载《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1928.3.15—4.15)、子奇(邓初民)在《双十》发表《从中国社会史上说到中国革命》(1928.6)、陶希圣在《新生命》刊出《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1928.9)的时分，⑤《从牯岭到东京》完全应该作为开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序幕的文字。我们又何得仅将其塞入“对革命文学的意见”之中？⑥

      这自然不是要简单地指责文学史研究的局限和缺失，蹈袭现有思想史研究中的某些泛泛之论，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实际上，近十多年来，由于“非政治化”进程(“全球化”、“经济化”、“政党国家化”等)的展开，“小资产阶级”已日渐被包裹为一种个人化的情调和风格(“小资”)。这与茅盾使用的那种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包括“小资产阶级青年”，“小商人，中小农，破落的书香人家”在内，对社会整体有着明确的感觉的“小资产阶级”概念，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没有一种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的支持和对历史的总体把握，要重新体验茅盾所揭示的那种在“国民革命”的失败之后所暴露出的、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被抛弃感觉，也就不再可能。但作为“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主要成果之一的社会整体性观念的瓦解，却正是近二十多年来中国思想变化的最明显的特征。所以，在这里，无论是那种把“体验”和“感悟”作为文学特征，而无视时代观念和“知识气氛”对它的制约的“文学史”，还是那种把抽象的“主义”(ism)、“理论”(theory)或“概念”(concept)作为内容，而仅仅把文学作为“材料”的“思想史”，都不可能完成这一工作。自然，这样的“思想史”，并不是什么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⑦ 这样的“文学史”，也并不是什么真正的文学史研究。我们需要的，乃是一种观照“作家”与其历史限制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视力。本文基本的设计也因而是，通过展示包裹在《从牯岭到东京》之中的“革命文学”阵营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和茅盾的看法之间的冲突，来追溯茅盾从“牯岭”到“东京”的历程——这一过程既是他写作《蚀》三部曲和《王鲁彦论》、《鲁迅论》、《欢迎〈太阳〉》、《从牯岭到东京》的过程，也是在共产国际指挥下中国革命的“多事之秋”——并整理他对中国小资产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之感觉与思考的形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合法性”一直建立在以“南昌起义”为开端的“以武装夺取政权”的叙述上，茅盾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不可能得到真正的伸张，反过来，他不得不从很早就进行自我否定和掩饰。而由于与“秋白路线”的关系，作为被批评的直接对象的钱杏邨，也从来未敢言明在《从牯岭到东京》发表之前，其评论中并无否定茅盾的事实(这也包括“后期创造社”诸人)。这一相互的“配合”共同促成了对茅盾写作主旨的遮盖。所以，对《从牯岭到东京》等的理解也才一直陷于一些基本的错误而不被觉察。

      如上所述，《从牯岭到东京》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本，将其限制在对革命“文学”的意见上，显然是不恰当的。然而，这不是说其中就没有包含这些内容。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其中那些对有关批评的具体回应，也就不可能区分出那些真正属于茅盾自我主张的内容，从而丧失对其小资产阶级文学主张的理解。这是那些希望直接读到结论的读者，需要注意的。

      《从牯岭到东京》共八节，对批评的具体回应，集中在第五节。但其他各节也有涉及。第一节中对“托尔斯泰与左拉”的去取，标示了茅盾文学观念的巨大转换，十分重要，将在完成对整个文本分析后进行讨论。第二节，涉及其“因病”滞留牯岭，未能携款到南昌参加“八一起义”事，这是茅盾研究中聚讼纷纭的话题，也直接影响到对该文写作动机的衡估，本文将通过新发现的材料打开这一禁锢。让我们从《从牯岭到东京》的第三节开始。

      在这一节中，茅盾就《幻灭》、《动摇》和《追求》三者的结构关系进行说明。为了避免暴露小说的主旨，茅盾在文中大多数地方都极力对其相互关系进行掩饰。因而，下面这些有关其“三部曲”性质“最初构思”的说明，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在写《幻灭》的时候，已经想到了《动摇》和《追求》的大意，……我那时早已决定要写现代青年在革命壮潮中所经过的三个时期：(1)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2)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3)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⑧

      对白晖(朱自清)的《茅盾先生的〈幻灭〉》和钱杏邨的《〈幻灭〉(书评)》、《〈动摇〉(评论)》三文中有关“结构”的批评，茅盾坦然接受：“这结构上的缺点，我是深切地自觉到的。即在一篇之中，我的结构的松懈也是很显然。”总览全文，这是为茅盾接受的不多的几个批评之一。但他却马上用“人物的个性才是我最用心写的”，将话题转移到对小说中“几个特异的女子”的辩护上来。由于小说强烈的现实性，其中是否存在“模特儿”，成为茅盾不得不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