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大革命失败后提出的口号“当一个留声机器”一直以来被视为“革命文学”的标志性言论；同时，它也成为许多文学研究者批评“革命文学”的标靶，认为它取消文学和文学家的独立价值，是“革命文学”不成熟、“片面性”的证明。但是，如果回溯“留声机”这一语词的概念史以及提出这一口号的历史语境，就会发现其意义指向非简单的“文学工具论”所能涵盖。 事实上，“留声机”在“五四”时期已经进入政治与文学的批评话语，并在大革命的潮流中十分流行。但直到郭沫若的言论出现，之前很少有人在正面的意义上使用它。因此，要理解这一口号的含义，有两个层面的问题要解决：一是“当一个留声机器”颠覆了什么样的观念？二是这一比喻从负面转向正面的历史契机是什么？具体地说，为什么这一转义没有在大革命的政治高潮中完成而是在革命低潮时被提出？况且，“当一个留声机器”的提出并没有立即获得“革命文学”阵营的附和，反而首先招致了创造社“后起之秀”李初梨的批评。围绕革命青年应不应该当“留声机”，在郭、李之间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论争”。其根本指向在两方面：一是国民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如何完成革命的再造，新的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内涵与行动步骤是什么？二是经历了“自我”与“革命”双重危机的革命青年如何摆脱困境，重新找到在革命中的任务和位置。 “当一个留声机器”的历史契机 1928年1月1日出版的《创造月刊》一卷八期上郭沫若化名“麦克昂”发表一篇杂感《英雄树》。这是郭沫若从大革命的政治激流中退回文学领域后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文中他以“英雄树”(木棉)隐喻、批评1925年到1927年的“国民革命”：“它的发展太快，木质是非常的疏松，不消说在建筑上是不能够使用，就是把来当作柴烧也不能够经火，简直是大而无用的长物。”① 郭沫若力图传达共产派对革命的新立场，即“国民革命”已经破产，代之而起的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但他没有采用论证的方式，而是用最直观的方式描述一种新的革命力量正在形成：“大地的最深处有极猛烈的雷鸣。那是——Gonnon——Gonnon——Gonnon——Baudon——Baudon——Baudon”。这种表达不只出于隐讳的考虑，它也展现一种立场：新的革命力量是客观地、无可置疑地存在的。在此基础上，他对文艺青年提出要求： 你们不要乱吹你们的破喇叭，暂时当一个留声机器罢！ 当一个留声机器——这是文艺青年们的最好的信条。 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太容易了，这儿有几个必要的条件： 第一，要你接近那种声音， 第二，要你无我， 第三，要你能够活动。 你们以为是受了侮辱么？ 那没有同你们说话的余地，只好敦请你们上断头台！② “留声机器”的含义表面看不难理解：它代表一种宣传式的文艺观，反对个人主义与自我表现。这在革命文学观念的发展脉络中并非创见。值得注意的是，“留声机”作为一个颇为流行的比喻，无论在“五四”时期抑或革命时期都很少有人在正面的意义上使用它③。因此，郭沫若对这一比喻的“转义”有超出其表面含义的意味。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回顾一下“留声机”一词使用的历史。 “留声机”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机械象征”它很快与现代都市的娱乐工业结合起来。④ 早期灌制的留声机唱片仅限于各种戏曲和娱乐节目。因此，“留声机”在许多人眼中是大众艺术与机械时代的产物。而“五四”新文化要构造的却是有独立判断精神的“自我”，它与现代社会、传统伦理和庸众对立而完成其个人性，与物质文明对立而凸显其精神性。两者正处于价值对立的两极。所以，“五四”时期的文学、政治言论中，“留声机”一直被用做一个负面概念。 比如，1919年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⑤ 这里的“留声机”被用来质疑空谈“主义”者的独立性与现实判断力，同时暗指他们缺乏行动能力。沈雁冰在1921年的文章中称，现代“文学者”与传统“文人”的不同在于：“他们不曾把文学当作圣贤的留声机，不知道‘文以载道’‘有为而作’，他们却发现了一件东西叫做‘个性’，……。”⑥“留声机”意味着不经过“自我”消化或反思的机械认同和传达。而且，“自我”不单是反思性的理解机制也是反思性的传达机制，如果取消后者，简单地书写个人经验也不过充当“自己的留声机”，像沈雁冰在《春季创作坛漫评》中批评的：“他们是把小说当作私人的礼物，一己的留声机的，如什么《订婚日记》便是一例；……。”⑦ 创造社同人在类似的意向上使用这个词。1923年，郭沫若在《批评与梦》中讲：“我只想当个饥则啼寒则号的赤子，因为赤子的简单的一啼一号都是他自己的心声，不是如留声机器一样在替别人传高调。”⑧ 成仿吾在《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中声称，文艺成于作者不断的反省，庸俗的创作者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作的只是一些原色写真与一些留声机片。”⑨ 此外，当时的文学论者特别注意到现代社会所造成的“留声机”倾向。1923年9月，郭沫若在《未来派的诗约及其批评》中批评未来派对现代经验的颂扬，对新技术、新感觉的模拟在郭沫若看来只是“再现”和“描写”而非“表现”与“创作”：“无意识的反射运动，这并不是由无而有的创造，并不是由内而外的表现。未来派只是没有精神的照相机，留音器，极端的物质主义的畸形儿。”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