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06）01—0087—12 前言 藏族文学所拥有的民族文化内涵乃“藏族文学”这个概念的应有之义，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因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财富的总汇，民族文化不仅把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区别开来，而且成为支配这个民族所有成员生活起居、社会习俗、思维定势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作为全面、深刻、形象地表现那个民族社会生活及其历史变迁的文学作品，一旦离开了所属民族的文化，所有文字都无所归属，变成了一条干瘪无物的空口袋。 如何认识民族文化在当代民族文学创作中的地位，特别是在社会经济急遽变革，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互激烈碰撞的时代，如何审视民族文化对不同阶层的影响，是我国所有少数民族作家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学大师茅盾先生首次使用“民族文学”称谓的时候，曾经鲜明地提出“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相互交换经验，以促使新中国文学的多方面的发展”的目标。这里就包含了民族文化的内容，而且重视各兄弟民族文化的相互借鉴和交流。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和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经验的不足，在兄弟民族文化交流中，往往偏重借鉴汉族文学优秀作品的创作模式，而忽视了对本民族文化内涵的开掘，致使某些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内容的作品，以共同的政治概念掩盖了对不同民族特殊心理活动的探索，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难以塑造出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难以真实、深刻地表现出民族生活的复杂性及其多姿多彩的诱人魅力。 在我国藏族地区，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作为理性课题引起普遍关注显得晚一些。这是因为当代藏族文学承续古典文学的传统，一直由诗歌担任主角，曾涌现出一批杰出的诗人。他们的热情颂扬民族团结、讴歌新生活喜悦心情的短小抒情诗充分展示出雪山、草原的绮丽风光。藏族同胞的质朴、热情、智慧和博大胸怀，风趣、流畅的民歌风格和睿智的谚语、格言，给各民族读者耳目一新的感受。按照当时“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相结合”的理论框架，这些作品似乎已经相当完美了。上世纪60年代开始，有了藏族作家的现代形式的短篇小说问世，但数量很少，而且受到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民族文化对文学的深层次介入还没有提到作家议事日程上来。 在1979年底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开宗明义地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个讲话，极大地解放了文艺生产力，也极大地调动了当代藏族作家对文学创作文化内涵的思考。会后，拉萨率先开展了关于文艺民族特色的大讨论，得到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自治区所有藏族地区文艺界的积极响应。辩论接近尾声的时候，许多人把“民族特色”形象地归结为作品的“酥油味”。而今回想起来，“酥油味”显然包融不了藏族文化的博大内容，而且尚未触及到民族文化的核心部位——对人们思维方式、情感归宿无所不在的影响和制约。大讨论的历史功绩，在于它激发了作家对当代藏族文学文化内涵多层面探索的热情，从而开始了作家审美观念的重大变革。但是，理性探讨代替不了作家的创作实践，创作实践也比理论探讨要复杂、具体得多。令人欣慰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20多年新的历史时期，广大藏族作家以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民族的文学新作为己任，努力研究自己民族的悠久文化，从文化的层面审视历史和现实，在题材、思想和艺术领域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大胆开拓，取得了可喜成绩。认真总结他们多姿多彩的创作道路，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当代藏族文学文化内涵的认识，诸如藏族文化的核心是什么，民族文化的一贯性和变异性，现代文化对古老文化的冲击，以及由此对藏族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的影响，藏传佛教文化二律背反的价值判断，以及如何吸取国内外杰出作家的创作经验等等。由于不同作家年龄、性别、文化素养、生活阅历、审美情趣，及其对文化取舍的差异，对古老文化的价值判断，特别是对宗教文化认知和取舍角度常常会大相径庭，必然在作品题材、思想、表现手法上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和作家群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文学创作的执着和真诚，还有大胆开拓的胆识。正是不同作家群体的共性和创作个性的充分发挥，共同组成了当代藏族文学五彩缤纷的大世界。下面，笔者就新时期几个影响较大的藏族作家群体的小说创作进行具体剖析，探讨他们如何发挥各自生活体验和文化认知的优势，从不同的文化角度和层面切入本民族社会生活，及其给读者营造的特殊的艺术氛围和所产生的不同的审美效应。 一、早期小说作家群体对民族特色的探索 这个作家群落的代表人物有益希单增、降边嘉措、益西卓玛，他们都是新时期最早登上我国文坛的藏族小说家。他们都出身于四川、甘肃等与汉族群众紧邻的藏族地区，从小同时受到藏汉两种文化的熏陶，如降边嘉措、益希单增早在建国初期就参加解放军，并作为十八军战士参加了进军西藏、修筑公路、平叛改革等重大历史活动，这些也成为笼罩在他们人生道路上引以自豪的光环。他们的文学启蒙都得力于解放初期盛行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并由此激发出描绘本民族人民推翻封建农奴制度、创建社会主义新生活历史变革的创作冲动。所以，他们最早问世的长篇小说《幸存的人》（益希单增）①、《格桑梅朵》（降边嘉措）② 和中篇小说《清晨》（益西卓玛）都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他们的作品满腔热情地歌颂劳苦大众在党的领导下推翻旧制度、建设新生活的火热斗争，自始至终洋溢着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幸存的人》写藏北女农奴德吉桑姆及其侄儿桑杰普珠不堪三大领主的剥削和压迫，自发地奋起反抗，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最后迎来了解放的曙光。《格桑梅朵》的故事则起始于1950年，被侮辱、被损害的农奴边巴参加解放军队伍，在跟随部队进军西藏的漫长道路上屡经磨难，既体验到革命队伍的温暖，也为西藏人民的解放作出了贡献，由苦难深重的农奴成长为一名光荣的战士。《清晨》的故事发生在解放初期，少年丹巴的父母为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在与反动头人和匪徒的搏斗中惨遭杀害，丹巴死里逃生，得到解放军的救助，享受到新时代的温暖和幸福。三部小说在叙事时段和内容上相互衔接，分别通过抗争、进军、剿匪“三部曲”，形象地反映了藏族人民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历史进程。 这一时期，作家的人生体验决定了他们对作品题材和主题的选择，写他们熟悉的人和事，突出阶级斗争这条主线。而作品的题材、主题和作家特殊的文化素养，又决定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审美个性。这三部作品为突出民族特色进行了大有裨益的尝试。 首先，三部小说都着力渲染高原艰险、壮美的自然景色，浓郁的民族风情习俗，其中的民族形象、睿智的语言，为主人公的性格塑造和思想进步营造出一个典型的民族文化环境。评论界特别赞赏《幸存的人》第七章——“流浪人的火圈”，认为这一章“将民族生活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一群天南地北的流浪人邂逅在草原上，点燃熊熊篝火驱逐夜晚的严寒，一面煮茶聊天，发泄积蓄内心的愤懑，“人世是菩萨搁置的，有主有仆，谁也没有办法改变它”；“我们本来像兔子一样当差巴，像猫一样恭顺地孝敬老爷，可是灾难像狼要吃掉我们”；“老爷是披着人皮的公猪，如果要给他们磕头，他就能给你恩典，因为他的恩典就在他的靴子底下……”。典型的时间，典型的环境，典型的语言，组成一幅上世纪40年代高原上典型的风情画卷，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跃然纸上。这里民间谚语表现出藏族语言特有的魅力，是高原人民乐观、幽默、含蓄和智慧的象征。《清晨》中也大量使用了谚语，给作品抹上了诱人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