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054（2006）01—0071—09 鲁迅加入左联的心理动机是真诚而坚定的。早在革命文学论争之前，他就有和创造社联合的愿望，当他还在广州时，创造社为了发表《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这份后来在《洪水》杂志上发表的宣言，是为了声讨在上海总罢工中支持军阀孙传芳屠杀工友的罪行的，当时与郭沫若、郁达夫并称为创造社“三驾马车”的成仿吾介绍何畏前往邀请鲁迅签名，鲁迅二话没说就签了名，其他的签名人还有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郑伯奇、何畏、王独清、成仿吾，可以看出来，鲁迅是唯一一个非创造社成员的签名者，可见鲁迅当时与创造社关系之密切。在应郭沫若之邀南下广州就任中山大学教职之前，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他也表达了他与创造社联合的愿望：“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成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①(P191) 所以当南昌起义失败后秘密来沪的创造社中坚人物郭沫若委托蒋光慈、郑伯奇、段可情三人前往拜访鲁迅，并向他表达与之联合的愿望时，鲁迅欣然同意了。并力主恢复创造社原来的刊物《创造周报》作为大家共同的园地。1927年12月3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创造周报》“复活预告”， 其中公布了三十人的“撰述员名单”，由鲁迅领衔，其中包括了“麦克昂”（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蒋光慈等人。但是当时成仿吾还在日本，与之一起在日本留学的所谓少壮派冯乃超、朱镜我、彭康、李初梨等人要求在文艺上更鲜明的举起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的旗帜，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性和战斗性，成仿吾回国以后，坚决反对恢复《创造周报》，认为其使命已经结束，而主张重新办一个刊物，取名《文化批判》，认为这个刊物要带有更强的战斗气息。而对于与鲁迅的联合，他们表现也相当冷淡。郭沫若处在这“日本的火与上海的水”之间的矛盾中，为了不致使创造社破裂，终于退让了，郭沫若本人也因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秘密逃亡日本。 郭沫若的退让不仅使他与鲁迅的合作最终破产，而且，还导致了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鲁迅与后期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激烈论争，这不是一场正常的文学论争，李何林先生后来对此有过十分中肯的评述：“无论是创造社对鲁迅一班人（所谓‘语丝派’），或太阳社对创造社，在文章中大半是闲话多于理论，文学的论争变成了人身的攻击。虽然在‘革命文学’以至‘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上也渐有展开，但是一九二八年的‘文艺论战’不能不说是有许多笔墨是浪费了的。”②(P39) 至于创造社，太阳社诸君对鲁迅的毫无根据的、带人身侮辱式的攻击，这里就不再赘述。这里想指出的是，当中共中央做出创造社和太阳社两个社团的所有刊物一律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即使鲁迅有文章也不要反驳的指示后，鲁迅对与左翼作家联合的态度。鲁迅当时十分大度地接受了道歉，认为“他们的心是好的，只是态度不对。”③ 并且，当冯雪峰在上海景云里鲁迅寓所向他通报拟成立左联的情况时，鲁迅特地强调了“左翼”二字还是用的好，因为这样可以使旗帜更加鲜明一点。鲁迅的这一建议，不仅打消了左联的筹备者们原先认为鲁迅可能认为“左翼”二字不妥的担心，而且，也是左联筹备者们看到了鲁迅与之联合的坚定决心。 鲁迅成为了左联筹备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在12个成员中，只有两个人不是中共党员，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郑伯奇。接着鲁迅参加了1930年3月2日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内召开的左联成立大会，并发表了著名的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此后，鲁迅对左联的工作从道义上、金钱上和实际行动上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如1930年捐给左联50元，1934年左联期刊《文学新地》出版时，他一个人出了200元，1935年捐给《每周文学》20元，艾芜被捕后，鲁迅又捐出50元给左联聘请律师史良为之出庭辩护；另外，鲁迅对左联的刊物可谓是尽心尽力，这不仅表现在他为左联刊物撰述的大量文章上，更重要的是，他还亲自创办、主编左联期刊。在左联期刊中，《萌芽月刊》是鲁迅主编的并亲自为之设计封面；《文艺研究》是鲁迅编辑的；《世界文化》是鲁迅筹办并联系出版的；《十字街头》是鲁迅主编的。除此以外，鲁迅还担任了虽不是左联期刊但是有着强烈的左翼色彩的《文学》的十个编委之一，还和茅盾联袂创办了《译文》杂志，并领导胡风、聂绀弩、萧军、萧红、周文、欧阳山和张天翼等人创办了由他题名的《海燕》杂志。鲁迅对左联的这一系列支持，无疑大大增强了左联作为一条文化战线的战斗力。 1935年11月，萧三一封来自莫斯科的信的指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发表，使左联当时的实际领导人周扬等人开始了解散左联的雷厉风行的行动，他们“先斩后奏”的做法使鲁迅无奈之下同意解散左联，但是从内心来讲，鲁迅是始终反对解散左联的，尽管他对当时的左联已有诸多不满，但是他仍然认为左联是一面旗帜。左联的被解散，成为了鲁迅一生中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无法解开的心结，用夏济安的话来讲就是：解散左联，“这是鲁迅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心理危机。”④(P129) 鲁迅对解散左联的态度， 无疑也说明了鲁迅对左联之重视。 从以上论述来看，鲁迅自始至终是关注左联、支持左联并且坚持左联的。按理说，作为左联的“盟主”、“旗手”和公认的精神领袖的鲁迅，应该是左联的自然而然的领导者，他理所应当要参加左联的一切重大决策。但是事实上，鲁迅对于左联尤其是对于作为具有“第二党”性质的左联采取的是一种疏离的态度，这种态度其实在左联成立之前讨论鲁迅应当以怎样的名义加入左联时就已经表明了，鲁迅当时就表示他不喜欢委员长、主席一类的称呼，但是他可以“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尽力多做。”⑤ 也就是说，鲁迅对左联的态度是，尽可能多地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对于左联的极左的政治性工作以及左联本身的组织工作，他是不会做的。这种态度意味着一种疏离的姿态——始终热情地关注和支持，但是始终清醒地保持相当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