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23X（2005）06—0044—05 一 与瞿秋白订交：踏入政治漩涡还是一个新的起点？ 1932年底与1933年初与鲁迅有关的两件事值得引起注意：一是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因避难居住在鲁迅家中达一个月之久，两人开始密切往还；二是中苏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南京国民政府至少在表面上开始接纳苏联，“中俄文字之交”进一步加深，鲁迅与茅盾等57人向苏联发了《中国著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实际上这两件事都在说明同一个问题，即鲁迅与共产党的关系日渐亲密，鲁迅的精神世界与共产主义思想在发生某种共鸣，一句话，此时鲁迅亲共倾向已经不容置疑。其实这又是一个颇为敏感的话题，也是一个十分缠绕的问题，许多论者大都采取回避或轻描淡写的策略，但若探究20世纪30年代鲁迅的思想和创作，真正读懂鲁迅后期所作的那些曲折而又激情的文字，这个问题不得不谈；甚至只有辨析清楚这个历史缠绕方能进入这个时期的鲁迅世界。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谁都知道，这是鲁迅从清人何瓦琴集句中录出的一联题赠给瞿秋白的条幅，历来被视为鲁迅、瞿秋白二人友情笃深的一个明证，业已成为文学史和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也是鲁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一个人所共知的例证。可是也有论者却以为鲁迅与瞿秋白订交，乃至公开和上海文化界的共产党来来往往，虽成全一段文字上的佳话，但对鲁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有所污损，因为从此鲁迅便踏入政治斗争的“漩涡”。鲁迅摆出了一副与前明显不同的“新姿态”，是为了换取生存，不惜牺牲自己的确信。① 同一件事情，居然产生截然相反的结论。所采纳的即便是几乎相同的材料，研究对象也是同一时空的文学史现象，而叙述竟然如此异样，可见历史的幽明莫辨，同时也激起我们再探历史真相的兴味。 有论者以为，鲁迅与苏俄及苏俄文学的亲和无非是“寻找一个身外的精神寄托。越是意识到与官方的力量悬殊，意识到自己的速胜的无望，他就越需要构造一个理想，来证明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徒劳地和官方对抗。”[1](P480) 而与中共公开结盟，是因为看到敌人的强大，急于寻找盟友。因为“他自己和国民党政府为敌了，对一切也与国民党为敌的人，就本能地产生好感。在三十年代的中国，与国民党对抗最激烈的势力，就是共产党，鲁迅看待它的目光，也就最为亲切。”[1](P491) 而共产党同鲁迅联合的理由主要是因为看中了“他那一枝笔，和那个令人眼亮的名字。”[1](P492) 把鲁迅的亲共亲苏归结为感到自己身单力孤，寻找战斗的同盟军，或许是符合人之常情的，但论者把这种急于找同盟军的逻辑起点定位为鲁迅的“心理危机”② 未免是一种不情之论。 生逢乱世，身处鬼蜮般的人间，到处鬼影幢幢，难免心存“鬼气”。鲁迅毫不讳饰这种心理的阴暗面，多次提到他内心的“毒气”、“鬼气”、“黑暗”等等，但若捉住鲁迅自己的诚恳自剖而大肆发挥、随意渲染，进而依次揣测鲁迅30年代领导左翼力量，开展各种文化论争，并倾向于红色政权，完全出于心理病态，急于驱鬼所致，此种诛心之论实在虚妄不实。剔除重要的社会因素，不去细致梳理复杂的历史缠绕，辨析各种社会话语交锋的文化框架和生成语境，而是纠缠于所谓“心理漩涡”，斤斤计较当事人具体环境下所说的几句颇有针对性的言语，由此生发开去，靠着“文采想像”，遽下断语，不免厚诬前人。究其实，近年来揄扬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而贬抑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研究思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交锋的表现，透过现代性、后现代性、审美主体性、艺术性、普遍人性等时尚或已不时尚的词汇依稀感受到鲁迅在30年代所提出的系列命题，所引发的各种思想交锋在今天仍在讨论、争执、展开…… 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鉴古知今的老话实在不脱其警世功用。重温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的言论，再度回到那个烽烟翻卷、激情炽燃的时代，可能更能明察当下各种思想和话语对话与交锋的历史根由，更能加深理解鲁迅在现代中国错综的文化网格中的位置和作用。如果沿着历史的纹路细细寻绎，不难发现以鲁迅为代表的一群现代知识分子在探询中国独立富强之路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与共产党走到一起，并发现惟有共产之路才能切实拯救中国，并非偶然之举。尽管有的学者羞于谈及鲁迅与共产党的交往，耻于谈及鲁迅对伟大的苏俄的向往，仿佛这样会伤害鲁迅，损害鲁迅的形象，但事实上鲁迅在30年代已经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这也是毋庸讳言的。值得反思的倒是：什么力量和习惯势力致使鲁迅30年代的红色言行成了新的“话语禁忌”？学术潮汐涨落得如此之快倒更耐人寻味。禁忌也罢，时尚也好，都难以遮住已经成为白纸黑字的记载；文化资本也罢，后现代历史观也好，想凭空抹掉已经深入历史的记忆恐怕也非易事。 1932年11月底，瞿秋白及其夫人杨之华搬进了鲁迅在上海北四川路的寓所中避难，到年末他们方才离开。在这近一个月的朝夕相处中，鲁迅和瞿秋白有了更深的交流和理解。1933年3月瞿秋白住进了东照里新居， 鲁迅也由北四川路迁入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两家接宇望衡，自然交往更为密切。 杨之华回忆道：“鲁迅几乎每天到东照里来看望我们，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刻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冲破了像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空气。”[2] 在这段交往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之间的文字交流。除了瞿秋白为鲁迅编选《杂感选集》并写了上万字的序言外，1933年5月至10月间，瞿秋白陆续写成杂文12篇，即《王道诗话》、《苦闷的答复》（后由鲁迅改题为《申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内外》、《透底》、《人才难得》（后由鲁迅改题为《大观园的人才》）、《关于女人》、《真假董吉诃德》（后由鲁迅改题为《真假唐吉诃德》）和《中国人与中国文》。这些文章是经过两人交流，形成主题后，由瞿秋白执笔写成，并经过鲁迅修改，请人抄写，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为了便于保存和流传，鲁迅将他们编入自己的文集。前9篇载《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收入《伪自由书》；最后两篇载《申报月刊》，署名洛人，收入《南腔北调集》；《中国人与中国文》载《申报·自由谈》，署名余铭，收入《准风月谈》。③ 从上述杂文篇什的予唱汝和、彼此呼应，甚至“瞿冠鲁戴”来观察，1933年以后的鲁迅叱咤中国文坛之上，纵横严密文网之间的矫健姿态显然与获得瞿秋白及其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支持不无关联。当然鲁迅也敏锐地观察到上海的中共作家团体内也良莠不齐，成分尤为复杂，并对某些人和现象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此一点稍后再作分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