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几十年中，比较集中读巴金的书有三次。 最早是1950年或1951年，那时我十二三岁，刚上初中。一位要好的同学家里藏有不少开明、良友、文化生活等出版社、图书公司三四十年代刊行的新文学书籍。同许多走近巴金的读者那样，开始总是会被“激流三部曲”的《家》所吸引。记得读到鸣凤投湖的段落，竟无法控制地痛哭起来，只好躲进家里小屋的角落，幸好这个尴尬的场面没有被人发现。20世纪50年代初，是一个对“新世界”有着热切梦想的年代，而我又是处在基本上由浪漫想像控制的年龄。在那些年里，文学作品被看成生活教科书，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也被看成具有绝对关联，甚至是可以等同的关系。我们热衷于以寻找生活箴言的方式进入书本，而且一旦进入就不愿走出。（不仅对巴金，对鲁迅也一样。我读书的中学开会纪念鲁迅，墙上、柱子上贴着许多从鲁迅书中摘录的，如“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一要生存，二要发展”之类的格言）巴金作品中对不合理现象、制度的揭露、控诉，对理想未来的热切、坚定期待，发自生命深处的真诚告白、倾诉，对善恶、美丑所做的明确分辨，期待读者情感积极响应的“启蒙”美学观念，都特别吻合少年时代我的生活认识和阅读心理。此后一段时间，我寻找着在那个小城可以得到的巴金的书。当然，并不是他所有的著作都能对我产生同样的冲击。比如说，现在普遍认为艺术更为成熟的《寒夜》、《憩园》等，当时也翻过，却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巴金40年代这些作品的细致和阴郁，大概难以从我这样肤浅的少年那里得到呼应吧。 二 高中以后，读书的兴趣有了转移。那时有点无知的狂妄，觉得从他的书已经不能获得更多的东西，似乎就此告别了巴金的阅读。但过不了几年，我又再一次拿起巴金的书，但这次是完全不同的情景。这是1958年底到1959年初的事情，当时我在北大读三年级。阅读的动机直接来自1958年的“拔白旗、插红旗”的文化批判运动。“反右”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展，据说需要重新审查一切文化遗产，包括“新文学”在内；而作为一种世界观、生活伦理和精神态度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当时成为最需要清理、批判的思想、精神对象。那些在青年知识学生中曾经和仍在发生较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在这个时间受到特别关注。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各地报刊，如《文汇报》、《文学知识》、《读书》、《中国青年》等，开设了各种有明确批评指向的讨论专栏，涉及的作品有《约翰·克里斯朵夫》、《红与黑》等，巴金的作品也在其中。 为什么在众多的新文学作家中选择巴金，当时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猜想，可能有下面这样一些原因。巴金作品（特别是《家》）在当时仍然有不少青年读者，仍然在“产生影响”，这应该是主要原因①。而且，在50年代开始的新文学作家“经典化”过程中，巴金的地位也得到提升。从1958年开始，多卷本的巴金的文集，和茅盾的文集等开始出版（到1958年底，《巴金文集》已出版六卷），与此相呼应，巴金这个期间也连续发表了多篇创作谈，一些重要文学刊物也发表了大型的研究巴金的论文②。这与50年代初，巴金一再检讨自己在“旧时代”的创作，以及一些左翼作家认为巴金的作品已经落伍的情形，发生了明显变化③。另外值得注意的因素，是这次“讨论”的始作俑者，应该是上海的姚文元。他不仅写了引发“讨论”的文章，此后又有多篇文章发表④。这个事实与当时上海的政治——文化激进派别的出现，以及上海文化界内部的权力关系，是否存在某些牵连？需要提到的事情还有，当时发生的美国作家法斯特事件中巴金的表现。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被披露之后，引发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强烈震荡。美国左翼作家法斯特发表公开声明，宣布退出美国共产党。这一事件，遭到当时中国作家的谴责，1958年4月出版的《文艺报》（1958年第8期）刊发了一组声讨文章，其中也有巴金的《法斯特的悲剧》。巴金虽然也批判了法斯特，不过，他的声音没有别人的高亢；他甚至为这位作家的这一选择感到惋惜，似乎还有回头是岸的期盼。巴金的这种对待“敌人”的温情主义，很快就受到批评。 在巴金作品“讨论”开始之后，京、津、山东、武汉等地一些大学的青年学生，成立了多个讨论小组。我所在的班级也不肯落后；我就是一个有七八个人的小组的成员。在此前我们班批判王瑶先生的活动中，我因为暑假执意要回家，大部分活动没有参加。回校后看到同学们已写出多篇批判文章，有的已在《文艺报》发表，有了“临阵脱逃”的惭愧。这次我便想表现得积极点，弥补我的“过失”。于是我便日以继夜地重读巴金的小说。除了“激流三部曲”之外，还有他早期的作品，即“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灭亡》、《新生》等，他们都是写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革命者的小说。这次阅读的动机、方式和中学时大不相同。这是在事先确定的阐释框架中的阅读，一种非个人的、“公共性”的阅读。在小组不断的讨论中，在阅读其他的“指导性”的文章中，个人可能有的感受、印象，都自觉、紧张地不断加以修改、提升、涂抹，以便达成统一的“正确”结论。作品的思想倾向，它们可能产生的社会政治功能、“积极作用”、“消极作用”——这些成为我们思考、争辩的中心，甚至成为唯一的问题。就像是通过一具网眼细密的筛子，其他的东西都几乎被过滤掉。当然，后来我也明白，这个阐释框架，其实与巴金的文学观并不矛盾：社会革命的能量问题，如巴金所一再申明的那样，始终是他文学活动的最高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