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韵在中国文坛被目为潮流之外的作家，她本人也曾写过一篇《我给我命名》的创作谈，的确，不管是“寻根”、“先锋”，抑或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盛极一时的“女性文学”，蒋韵似乎都不曾占据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如果我们依照“优秀作家”与“重要作家”的划分（前者衡量的是一个作家的综合写作素质，后者更多地依据文学史叙事逻辑），蒋韵无疑更接近前者而不是后者。但这并不意味着蒋韵的写作更具有所谓超时代性的特征，毋宁说，蒋韵对于她自己的问题域的关注远大于对文学潮流起落的参与，蒋韵始终在执著地书写着那些具有浪漫、幻想气质，“生活在别处”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对这些小知识分子，蒋韵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观察与反映，价值判断也由此发生着微妙的倾斜与暧昧的纠缠。在近年的作品中，蒋韵开始能够分殊出包蕴在“生活在别处”中的不同意涵：它可能是艺术精神对于世俗的超越与升华，也可能是悬浮于现实之上不能脚踏“此岸”的虚矫。对这些成长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于八十年代登临文化舞台，在九十年代之后陷落或坚持的小知识分子的持续关注，对“生活在别处”的反复思考，也使得蒋韵在二○○五年的长篇小说《隐秘盛开》中不知不觉地接近了知识界“反思八十年代”的重要命题。在这部长篇中，蒋韵以她持续的书写角度，复调的叙述方式，对八十年代文化精神的“遗产与债务”做出了自己的回应。 “美丽的忧伤” 在蒋韵的小说中，小知识分子（另一个更简捷的称号是“文学青年”）是最为重要的人物形象系列。对这些人物的反复勾描，优雅的翻译体语言，萦绕在小说中挥之不去的伤感氛围，构成了蒋韵小说独具的特色与韵味。这些为蒋韵所偏爱、关注的人物，成长于“文革”这个文化荒芜年代，却经由那些残缺、破损、手手相传私下流通的俄苏文学和十九世纪欧洲小说，培养出一种忧郁、浪漫、诗意的气质，这种气质的养成包括了火红年代的革命英雄与浪漫主义，荒凉青春前路茫茫的青春期抑郁，以及文学这样一种非现实的看待现实的眼光。对这些人物，蒋韵的态度是犹疑不定的。一方面，从她本人的经历来说，她同样成长、浸淫、认同于这个松散的知识群体的精神氛围，——在蒋韵的小说中，经常出现同志“相认”的场景，一句文学性的富于意味的诗或者哲理的话的出现，像一些隐秘的暗号，一下将这些颠簸在茫茫人海中的小知识男女点亮，这些文学“切口”使得他们从凡俗中脱颖而出，心领神会，惺惺相惜。他们对文化与精神生活的渴求与向往无可非议，而且也正是文学使他们能够让自己有一种不没顶于现实的想像，并且以此来激励自己，但同时，这种精神贵族的自恋性的想像由于残缺的文化背景与缺乏理性的自觉思考，很少能够上升为结实的信念，因此这些小知识分子在面临生活真正的考验之时，常常放弃精神必需的操守，屈抑自己换取现实的利益，并且以追求“美好的生活”为由说服自己。 早在八十年代的作品中，蒋韵已经察觉到小知识分子身上的这种分裂。在她起步之初的作品《东风第一枝》中的金小玉，一位招工到工厂里的文学化的女孩，把星星叫做“梦”，“又冷又高傲”，站在山顶上想像大海的召唤，“只要我一迈腿，就能变成一片白云，一落下去，就能化作一朵浪花，一朵涂着夕阳的玫瑰色的浪花”，厂里的工人谈起这位姑娘，都说是：“可惜是小姐的身子丫环的命，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叙述者写道：“一席话，有感慨，有哀叹，有淡然的同情，有刻意的挖苦，还有愤愤的诅咒……我虽然不信命，可听人这么议论她，心里总觉得不高兴。而奇怪的是，小玉自己却很以这句话为骄傲。人们越这么说，她越得意，仿佛这是她不同流俗的标志，是加在苦茶中的一小匙白糖。它似乎冲淡了许许多多怪滋味，使我的朋友总能在酸咸苦辣中品尝出那么一丝丝甘甜来。”最后为了摆脱工人的命运，金小玉选择嫁给了一位能帮她调离这个厂的采购员，割断了和原来心许的厂里的一位小伙子的情缘，给小伙子留下了软弱的三个字：别恨我。这种“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小知识分子形象原型，将在蒋韵以后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经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蒋韵对这些人物的态度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在其八十年代的作品，诸如《东风第一枝》、《盆地》、《找事儿》中，作者往往会在作品中安插入平民的叙述角度，让平民阶层承担起教育的功能，如《东风第一枝》中的叙述者“我”——一位质朴的女工“安大姐”对“小玉”的旁观，《盆地》中的“师傅”对小说主人公“菩”的评语：“你这个人，不能吃苦，却最能受罪。”以及《找事儿》中那群快乐的初民，“有着男人般强壮的腰板以及结实肥硕的屁股”的窑厂姑娘给予“琪”的粗野健康的影响（王安忆对《盆地》、《找事儿》有深入分析，参见王安忆：《知识的批评》、《上海文学》二○○○年第七期）。在这些作品中，蒋韵试图通过平民的视角来批判和矫正小知识分子身上的文饰、虚荣与软弱。到了九十年代，许是出于现实语境的刺激，对于物欲膨胀之下精神不断被挤压的反弹，蒋韵对小知识分子的批评减退，同情上升，他（她）们作为九十年代物质社会的落伍者、失败者，被蒋韵赋予“古典”的命名，承担起保存这个粗鄙时代的诗意的重任。但是，这些先天不足又缺乏后天反省力度的小知识分子是否能承担起这个重责，连蒋韵自己有时也不免有些怀疑，于是，蒋韵这一阶段的小说（《裸燕麦》、《古典情节》、《相忘江湖》）频频使用一种元叙事的口吻，一边声称自己是如此热爱、想望因而要编织出一个“古典情节”，一方面又不断地让现实的叙述介入、拆解元叙述者一厢情愿的浪漫神话。这些小说的精神气质有如蒋韵一篇小说的题名“现场逃逸”，小说中事业无着的女主角一边推销着“仙妮蕾德”，一边沉湎于“革命”、“爱情”、“去远方”的忆旧与想像，男主人公——一同样处于商品时代边缘的大学中文系教师被女主人公不合时宜的感伤气质所吸引，与女主人公发生了一段性爱关系，但其时，女主人公不告而别去了广州，男主人公则遇车祸身亡。车祸是蒋韵这一阶段小说频频上演的事故，无力的情节设置显露的是小知识分子式苍白的抗争。另外，蒋韵一直真心嘉许的“浪漫”在九十年代的消费语境中也开始遭遇暧昧的挑战，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烛光晚餐，爱你一万年，如何在大众文化泛滥的煽情与物质主义的浪漫中拯救出真正的诗情，是横亘在蒋韵这位浪漫主义者面前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