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臧克家在解放前的诗歌创作，我曾经写过三篇文章。这里着重探讨一下臧克家在建国后的文学创作。可以大致分为文革前和文革后两个阶段来谈。不论文革前或文革后，臧克家都显得政治热情高涨和创作态度勤奋，不过具体内容和形态有所变化。苛刻地说，他的政治热情缺少清醒理性的支撑，往往难免随波逐流，甚至迷失方向；因而勤奋的创作劳动也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误入歧途。其中教训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记取。 （一）1959年7月，张光年在为臧克家的《欢呼集》所写的序言中说， “近十几年，他一直多病，通常情况下，每天只能工作二、三小时；有时完全不能劳作。尽管这样，解放后他仍然写了很多。大跃进以来，诗人心花怒放，写作更加勤奋，读者从报刊上经常可以读到他的新作。今年他还写了长诗《李大钊》。除此以外，他还主持《诗刊》的编辑工作；经常写些有关诗歌问题的评论文字。他真是把全部的心力放在诗歌的事业上。一个病人工作得这样多，这样地满怀热忱，单是这种意志力量和献身精神，就是使人感佩的。”① 这种勤奋，臧克家是始终如一的。 他的勤奋来自他的政治热情。他的诗歌大都是政治抒情诗。1949年春天，他刚到人民首都北平，就写了《看到的 听到的 感到的》组诗，情不自禁地歌颂解放战争的迅速进展，歌颂革命干部，歌颂人民的报纸……1949年11月初，他发表了《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这首诗巧妙地选择了一个抒情角度，以“纪念鲁迅”为契机，以深入浅出、琅琅上口的语言，歌颂为人民献身的志士仁人，鞭挞反人民的丑类，宣扬革命的生死观。一炮打响，开头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仍然活着”，广泛流传。此后，各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如抗美援朝，宪法公布，反胡风，反右派，他都以诗歌作武器来积极配合。每年重要的节日，如新年、五一、五四、七一、十一等等，他也多有献诗。从1957年10月起，苏联卫星和宇宙飞船接连上天，他为此连续写了二、三十篇颂歌，有一本诗集就名为《一颗新星》。1958年，他更以大跃进的姿态歌颂大跃进，春天在作家协会创作跃进大会上，他宣布计划“今年要完成短诗25篇”，结果完成60多篇，结集为《春风集》（作家出版社），其中除了直接歌颂全民大炼钢铁、农业高产放卫星、人民公社及公共食堂以外，还有对于国内外时事要闻的配合，例如，《亲人回到了我们眼前——欢迎志愿军归国》，写同样内容的还有《欢迎英雄志愿军》、《千万人拍手把你们欢迎》、《歌唱“三十二”条》、《庄严的声明——听了周总理的声明以后》、《如雷贯耳——读了陈毅外长严正警告杜勒斯的声明以后》、“毛泽东赫鲁晓夫公报”发表后，他写了《欢呼集（组诗）》，意犹未尽，又写了《再欢呼》…… 张光年曾批评臧克家的《在毛主席那里作客》那样具体抒写的作品属于“比较散文化的急就章”，“甚至来不及把自己的激动情绪压缩在富有节奏性的语言里”，② 那么大量应景之作就更加空泛粗糙了。而且，根据198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许多作品成了错误路线的附属品。倒是少量的政治色彩较淡的抒情诗作，如《海滨杂诗》组诗（1956年）、《凯旋》组诗（1961年），写得比较从容有致。例如《会合》：“晚潮从海上来了，／明月从天上来了，／人从红楼上来了。”短短三句勾出了夏日海边黄昏的优美景象，诗题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羡》：“坐在窗前向下望，／病友们散步趁晚凉。／向着远处放眼光，马路上人们长着翅膀。／／窗里的斗室像口井，／窗外的世界是海洋。”巧妙地捕捉和传达了住院病人的心情和感受特点。……但是即便这些较好的作品也赶不上解放前作品《老马》、《三代》等等的丰厚深沉。 原因何在呢？并非只是“欢愉之词难工，而哀伤之词易巧”。郭小川、贺敬之、公刘、李瑛的“欢愉之词”就比较好。臧克家没有郭小川、贺敬之那样豪迈雄壮的情怀和居高临下的气势，因此写不出《致青年公民》、《放声歌唱》那样底气充足的长篇战歌；也没有公刘、李瑛那样对于战斗生活的细微体会，因此写不出《五月一日的夜晚》、《花》那样丰满、玲珑的抒情华章。臧克家一直苦于因病不能深入新的生活，这固然不错，但远非问题的全部。诗人除了深入生活之外，更需要按照自己的抒情个性，随时把新的感受和心灵仓库的储存融合起来。臧克家的诗歌缺乏这种新旧融合，以致即使他抒写新生活的较好作品也不够厚重，而且长时期没有改观，看来他似乎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种新旧融合的必要。 臧克家的政治热情有他自己的特点。他从年轻时就追随革命，1949年春是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由党组织把他从香港接送到人民首都北平的。在国统区他“年年难过年年过”，现在不但生活、工作有保障，而且受到信任和尊重。1949年7月， 他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当选为委员。接着，他被选为山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主席团委员，全国第二、三届人大代表，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和决策。此外，他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领导人都有直接交往。1956年，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他由出版总署调到作家协会并进入领导班子书记处。1957年1月， 为了商讨在《诗刊》创刊号发表毛泽东的诗词问题，他曾奉邀“在毛主席那里作客”。此后曾经收到毛泽东的7封书信。他对毛泽东的诗词所提的润色建议曾被采纳13条。③ 这些当然使他深深感受到崇高荣耀和知遇之恩，激发了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拥护和热爱。另一方面，他本人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来自延安的干部，感到“向往延安，未到延安，／是我终身最大遗憾”。④ “人生不喝延河的水，总觉缺少点革命味”。⑤ 这又使他难免有些自卑。这就自然形成了对工作勤勤恳恳又兢兢业业，对领导人无比崇敬、步步紧跟，以至个人迷信的心态。在文艺问题上，他毫无保留地竭诚拥护毛泽东的《讲话》，坚信文艺是革命的工具，理当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于是，他理直气壮地论证作家要“赶任务”的口号，他说，“赶任务可以赶出好作品来，同时也可以给比较大型的艺术创作准备条件”。“许多赶任务的作品写得不好，但这不能归罪于赴任务本身，而只能归罪于作者自己。……以文艺作品赶任务，它的作者必须是这个任务的彻底参加者。”⑥ 于是，他自豪地宣布如下的诗歌观：“政治热情是诗人的灵魂”；“闻擎鼓而思猛将。听到斗争的声音我想起了诗人同志们”；“我们的新诗是在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在解放后的每一次运动里，诗人们都是用诗作武器参加了战斗的”。⑦ 解放后毛泽东所有关于诗歌问题的谈话，如要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新诗要精练、大体整齐、押韵，等等，他也都完全拥护，反复解说，身体力行。基于这样的政治态度和诗歌观，臧克家迫不及待地写出那样多配合政治斗争的作品，而且追求明朗通俗的民族化、群众化格调，就是很自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