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I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6）01—0081—09 罗洛（1927—1998），1946年开始进行革命文艺活动，解放后加入华东作家协会，1955年因胡风案受到株连，后在青海工作，1984年后任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等职。作为一位诗人、作家、翻译家、文艺评论家，罗洛数十年笔耕不辍，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了数百万字的诗歌、散文、诗论、译诗和文学评论等。从罗洛的文学实践看，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文学实践的不对应现象，作为中国20世纪文学的诸多特征之一，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一 对相当一部分人而言，认识罗洛的名字是在20世纪80年代。罗洛在80年代出版了3种译诗集：《法国现代诗选》（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魏尔伦诗选》（1987年漓江出版社出版）、《萨福抒情诗集》（198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作为80年代的诗歌读者，在我们的印象中罗洛仅仅是一个诗歌翻译家而不是一个诗人。罗洛的译诗集确实对当时年轻一代诗人形成自己的诗歌倾向、美学趣味和诗歌感受力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他的翻译体现了对现代汉语表现品质的高度敏觉、特异的节奏把握能力、准确细腻的语感。如，他的译诗中的诗句： 当她们呼吸着夜而灵魂慢慢地／飞向阿弗洛狄忒，／那处女一定坐在静寂中阴影里，／因羞愧而浑身灼热。 她感到惊讶，脸色苍白地把自己归于／那温柔的预示，／它，通过一张年轻面孔而转向未来的／一个现存的肉体”[1]31—32 睫毛敲击出什么样的沉默！／而在黝黑的胸下，什么样的呼吸／爱抚着树木胆怯的影子！／另外的睫毛像雌蕊在闪烁！／“吹哨吧！吹哨！”它对我歌唱！／我感觉到一阵阵的战栗，／我的巧妙的鞭子是那样的长，／在我经受的这一切纷扰里：／它们滚卷着，从我冠上的／绿玉，直到危险地失去控制！[1]38 这是瓦雷里《致悬铃木》的两节和《蛇》的一节，译诗的表现力非常生动细腻，读后给人以深切的感触印象，十分难忘。 罗洛从1948年开始学习法语，并开始接触法国现代主义诗人的诗歌，在他的译诗《魏尔伦诗选》中，魏尔伦诗歌所具有的亲切感、飘忽情绪和强有力的敏觉，那种深哀浅貌、短语长情的特点，那种即使在倾诉痛苦和哀伤的时候也使诗句保持着天鹅绒般质感的特征被翻译出来了。如《巴黎速写》的一节和《诗的艺术》的一节： 月亮把她锌制的盘子／斜放在钝角上。／浓黑的烟的尾羽，像一个5 字／从高高的屋顶向上升扬。[1]151 让你的诗在冒险中得到幸运，／在清晨的卷风中瓢散开去，／使百里香和薄荷发出香气……／而其余的一切便都是散文。[1]225 类似的翻译诗句在他的译诗集里非常多，限于篇幅不再举例。这些译诗的中文表达几乎达到了完美无瑕的境地，从而给现代汉语诗歌带来了一种融纤细敏锐的感性和严丝无缝的智性于一体的特殊的精神气质。读者通过阅读可以感受到诗歌通过汉语的表现所产生的巨大魅力。 除了80年代出版的3种译诗集，在《罗洛文集·译诗卷》里， 还收集有罗洛生前翻译的15个国家92位诗人的302篇诗歌作品。同样，在这些诗歌翻译中， 罗洛凭借着自己精通多国外语的有利条件、对不同国家诗人的了解及自己敏感的诗性，熟练地驾驭着汉语语言，他俨然是一位通晓语言秘密的大师，深知用简练的口语表现、调和出完美和谐的语言艺术色彩。罗洛在翻译中表现出的才华在现代诗人当中是为数不多的，他的译诗确实给80年代以后的许多青年走向文学的道路带来了特殊的嘉惠，他可以说是中国20世纪外国诗歌翻译的佼佼者。 在翻译理论上，罗洛自有自己的观点。他不赞成过分自由的“意译”，认为为了保持原貌，译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尽量依从原诗；但也不赞成对原诗每个音节都亦步亦趋，过于拘谨而使译文难读。在《译诗断想》中他认为，“如果原诗是格律体，译诗也应该是格律体。当然不是说要用五字句、七字句等等来译十四行诗或亚历山大体，但字数或顿数应该大体整齐。也可以采用大致相近的韵，但韵脚的排列则应该依从原诗。如果原诗在形式上有独特的处理手法，译诗也应尽可能地表达出来。”[1]318 对罗洛来说，诗人真正的好诗常常可以不受形式的限制束缚，而在格律上采取了一些变通的手法。因此，译诗最为重要的是要在译作中表现出原诗的风格、诗意和韵味。许多译诗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常常不是由于形式的缺点，而是失去了原诗的风格和诗味。所以，罗洛在长期的翻译过程中信守着一条原则，就是“译出来的诗必须仍然是诗。读者即使不看原文，也能感到那是诗，而不是别的什么；而且那是某一位诗人的诗，而不是任何其他诗人的诗”。[1]320 要做到这些，罗洛认为翻译国外诗人的作品对翻译家来说是一种创造，这是一项翻译家不能不参与的创造，准确地讲是翻译家参与诗的再创造，再创造出和原作尽量相似的艺术品，从而产生相应的艺术感染力。再创造就是要在译诗中既保持有原诗的形，还要有原诗的神。“就诗而言，形、神是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因而译诗既要神似，也要形似。如果仅取原作的意思重新写一首诗，那就不是翻译而是摹拟原作的创作了。”[1]321 对罗洛来说，诗歌翻译家是不能仅仅维持在“创作”水平的，必须要进行再创造，只有这样才能使读者感受到诗歌强烈、震撼人心的力量。但同时，罗洛又强调了这种再创造的自由是有限度的，不能因再创造而有损于原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