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6）01—0034—04 邵洵美（1906—1968）1923年赴英留学，后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继而去法国巴黎，与徐悲鸿等同习绘画，1926年回国，1927年与表妹盛佩玉结婚。1920年左右开始诗创作，著有诗集《天堂与五月》（1927）、《花一般的罪恶》（1928）、《诗二十五首》（1936）等。 邵颇富有，乐于助人。诗的路数不同于徐志摩，但他是徐志摩的崇拜者。他在《诗二十五首·自序》[1] 中， 较为全面地谈及了自己的诗创作所受到的国内外诗家的影响和自己创作道路的变迁。他认为，新诗早期，胡适之等“他们的成就是文化上的；在文学上，他们不过尽了提示的责任”，“到徐志摩手里，才有一些眉目”。闻一多、柳无忌、朱湘“偏重在形式方面”。“孙大雨是从外国带了另一种新技巧来的人，他透彻，明显，所以效力大；《自己的写照》在《诗刊》登载出来以后，一时便来了许多青年诗人的仿制。不久戴望舒又有他巧妙的表现，立刻成了一种风气”；“孙大雨在技巧以外还有他雄朴的气概，戴望舒在技巧以外还有他深致的情绪，摹仿他们的人于是始终望尘莫及”，“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韵节，每一个时代又总有一种新诗去表现这种新的韵节。而表现这种新的韵节便是孙大雨、卞之琳等最大的成就。前者捉住了机械文明的复杂，后者看透了精神文化的寂寞：他们确定了每一个字的颜色与分量，他们发表了每一个句断的时间与距离。他们把这一个时代的相貌与声音收在诗里，同时又有活泼的生命去跟着宇宙一同滋长”。 在这里，邵洵美多少怀有用现代主义衡量中国新诗的偏颇。除徐志摩外，对闻一多评价过低，郭沫若的《女神》，更不在他的视野之内（他说从中“感觉到一种新的力量在蠕动，但是嫌他们的草率与散漫”），然而邵对新诗的形式和技巧的看法，不失为一家之言。 他自己的诗创作，起于“旧体诗翻译外国诗失败”和“常读旧式方言小说而得到了白话的启示”。但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外国诗，古希腊女诗人莎茀（Sappho，今通译萨福）以及史文朋、先拉飞派、波特莱尔、魏尔仑，都曾使他心折。据说徐志摩曾对人讲“中国有个新诗人，是一百分的凡尔仑（Paul Verlaine，通译魏尔仑，邵洵美《火与肉》中译为万蕾）”，指的就是邵洵美。邵氏自己坦承：最初是模仿，接着是追求词藻的华丽，第三段是“声调的沉醉”，1930年以前的诗，“大都是雕琢得最精致的东西”。他始终相信柯勒立治的名言：“诗是最好的字眼在最好的秩序里。”他重视“字句的排列与音韵的布置”，重视“分行与音尺”，反对平仄的束缚。“‘少壮的炫耀’，写了《洵美的梦》便尽竭了。同时我便在‘肌理’上用功夫。”这里所说的“肌理”，不是指翁方纲所倡导的以儒家经典学问入诗，而是指重视以象征主义的“义理”、“文理”入诗。但实际上仍在形式上着力，追求“形式的完美”。他认为，“在词藻上，在韵节上，在意象上，我要求能得到互相贯通的效果”。相对而言，他后来比较重视象征意象。他认为，由于“形容和譬喻是暂时的象征，象征则是永久的形容和譬喻；而凡是伟大的诗都有一种永久的象征性”。所以，诗有“曲折性”，不可能很“明显”。 邵洵美早期的诗，取材广泛。《天堂》写了天堂、人间，阴谋、暴虐的上帝，易被诈骗、诱引的奴隶，为了真爱而被罗织罪名的青年男女，罪恶的天堂，那是人间的地狱，是作品给读者的第一印象。《花姊姊》长达300多行， 实则只是表现了人生如进屠宰场的牛羊，死如一只蚂蚁；人与人之间只是杀与被杀。但诗人解不开人生的谜，企图从人性善恶抑或环境逼使找原因：他们“为了怕自己死，所以恨别人生”，最终停留在非常皮相、非常一般的层面——“自私”上。 作者的第一个诗集，在长诗艺术上几乎一无可取。《花姊姊》中重复写战场上“杀”、“死”各达百行。这里只引写“死”的一段，读者可借此一斑而窥全豹： 死死死！／你死，／他死，／我死，／死死死！ 死死死！／你半死，／他半死，／我半死，／死死死！ 死死死！／你也死，／他也死，／我也死，／死死死！ 一个死，／两个死，／五个死，／十个死，／死死死！ 死死死！／五十个死，／一百个死，／一千个死，／一万个死，／死死死！ 死死死！／几万个死，／多多少少个死，／死死死！ 重复堆砌的赞美，在新诗中，恐少有超过它的。短诗则大多有点诗意，如《头发》描写颇出色： 啊这北极雪山般白的颊上， 漂来一层淡红芍药色的轻浪； 那眼球眉梢及发髻， 又像水獭休息在岸旁。 线条、着色不失画家的本色。诗的最后一节，引人遐思： 啊情人的头发吓， 在情人心中打着结； 情人在这最短最快的时光吓， 分分秒秒只是去解这无穷的结吧。 可理解为，情人的头发有千千结，等待爱人去解开；或者是在相聚的不长时间里，爱人欣赏她的情意。短诗不似长诗明说，比喻也不是明喻。 《爱》共四节，每节四行，后二行四节一样，第四节写道： 海水叫月月不语， 浪儿化作点点泪； 这便是爱， 这便是爱的滋味。 是明喻又不似明喻，前二行形容爱的深，如海，爱的滋味无边。邵氏有些短诗是由一个比喻构成，如《恋歌》，第一节用天池和云荷的关系，比喻“我”和意中人的关系，略嫌单薄。 在《天堂与五月》中，有两个趋向已明显呈现。其一是格律化。《五月》编中的19首诗，都有格律可循，形体整齐。这是向新月诗派靠拢的明显标志；二是在法国波特莱尔等象征派影响下，向颓废肉感方向迈步，这是邵洵美诗被人诟病的主要原因。其实，他的诗并未流于淫，如《春》、《夏》、《颓加荡的爱》，可算是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