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23X（2005）06—0014—06 一 引言 从延安时期开始，随着革命政权在大陆范围内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各种领域内的迅速扩张，20世纪的50、60年代，中国红色文学的创作进入了繁荣时期。这个时期红色文学的繁荣特征，不仅表现在大量的红色长篇小说的问世，更在于，1950、1960年代革命文学中的红色形象成为那个时代主流文化的聚焦之点：以战争为背景的传奇英雄形象，以最大化的自我牺牲为特征的受难型革命英雄形象，为红色江山开创新业的农民新人形象，投身革命洪流并自觉接受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等等，构成了这个时期的革命文学中最重要的形象系列。 这些红色形象，参与组织那个时代的红色文化成规，规划新的文化兴奋区域和文化禁忌区域，与文化领域中的各种新制度一道，共同形成如现代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所说的“文化手段迫力”。[1](P100) 在1950、1960年代的红色文化系统中。革命的积极分子形象，可算是20世纪中国叙事审美文本中的“文物级”名词，已经为多数的读者和评论家遗忘。但是，作为“红色经典”文本中人物关系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相当独特的背景式人物，那些热爱革命，陶醉于革命，并通晓革命规则的“次要角色”——积极分子们，在英雄人物、阶级敌人和“中间人物”之间架构了种种特殊的关系，形成了不乏趣味的故事情节，创造并推动了各种各样的“阶级冲突”。 积极分子的人物性格，或聪明率性，或真诚善良，或敏感多智，或泼辣果断，但大多属于爱·摩·福斯特所说的“扁平人物”，是那种性格不太复杂的类型化人物。[2](P60) 积极分子是以英雄人物为中心的红色叙事谱系中“可塑性”最强的配角。积极分子们追随英雄的价值观念，辅助英雄完成各种各样的斗争活动，并积极接受英雄的训诫，完成英雄的交付的各种任务。形形色色的积极分子人物和积极分子们参与的事件，创造了红色积极分子文化之奇观。的确，在“红色经典”中，“革命群众”的审美形象，远谈不上鲜明突出，如果按照个性标准来衡量红色文学中的“革命群众”形象，几乎无法提炼出任何值得进行艺术分析的个体“群众”之审美形象，但是，若是将“群众形象”视为一种文本氛围，或构架革命文本必备的叙事元素，那么，零散的而又无所不在的“革命积极分子”形象则可能整合出颇有特点的“共性化”之“个性”。并可能整理出革命文本如何“创造”“革命积极分子”之叙事规则，提炼出红色积极分子文化中特殊的“游戏规则”。 二 积极分子文化：律他与律己 20世纪的中国红色文化中“革命群众”形象的历史性创造，其标致性的时间，当是延安“讲话”的发表。 《讲话》的发表和工农兵文艺路线的提倡，使革命作家在明确的文艺政策的推动下，以工农兵为主体，创造崭新的人民形象。或者说，革命文艺家们已经不能停留于以反讽的笔调勾勒几千年封建文化重压之下的被虐／受虐的集体人格之上，而应该以正面颂扬的姿态，去建构新的人民。 随着革命政权的确立化，“群众”不再是“庸众”了，也不再是弱小势力的代名词，革命的人民逐步被培养成了革命积极分子，“革命群众”是一个活跃的政治名词，是一个意味着具有强大的震慑力、无孔不入的渗透力、明察秋毫的观察力的红色文化代码。“革命群众”“群众来信”“群众意见”“群众的眼睛”等等词汇，都是政治全能化时代具有超级镇制力和威慑力的术语。 在政治全能化的红色文化系统中，就宏观而论，“群众的支持”一词对应着整齐划一的革命意识形态号召力和革命意识形态的统一意志。就微观而论，革命群众的觉悟或革命群众的眼睛联系着全能化的政治力量对人民日常生活的全方位渗透和控制。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于1948年写就的政治影射小说《1984》虚构出一个超级大国。在这个超级大国的每个房间内，都装着无法关闭的电子屏幕。它不仅无时无刻不在广播，而且把外界的每一个动作每一种声音准确地传递给“思想警察”。它还监控人们的各种活动——公开的和私人的生活，比如早晨在床边做做健美操也会被众人得知。电子屏幕是一只永远睁着的眼睛和一张永远在讲话的嘴。 乔治·奥威尔这位善于进行政治影射的小说家的想像力确实发达，但过于机械了——用静态的“物”来监视民众是一种非常拙劣也是比较形而上学的控制方式，在中国1950、1960年代的“红色经典”中，我们会发现，指导革命群众过具有“革命意义”的日常生活，不是机械地动用电子器具进行“监视”，而是将普通民众教育成时刻为了国家利益监测着周围的一切的“哨兵”型群众。也就是说，只有让每一个群众在内心里拥有主体感，从内心里真诚地希望其他人都过上健康的、有意义的革命生活，才能形成一个动态的充满了灵活性和能动性的监控体系。 让革命群众、革命积极分子在律他的同时，不断地自律，通过律他而达到律己的目的，这才是建设、巩固日常生活的革命意义的一条有效的途径。 1960年代初期，《千万不要忘记》这部话剧，深刻地传达出继续革命的意识形态对灰色的日常思想的焦虑。这部话剧告诉观众：腐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和平环境中无所不在，表面平静的日常生活，阶级斗争（主要是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已经深入到家庭的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