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一种新的文学生产机制逐步形成。作家被纳入体制性的国家机构之中，成了“单位人”。作家与报刊、出版社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建国初期，稿酬制度正在建立之中，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沿袭的供给制对作家的思想观念影响巨大。供给制是极端艰苦、长期战争的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所谓供给制，就是按照工作和生活的最低需要，对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大体平均、免费供给生活必需品的一种分配制度。”① 在集体主义的原则下，作家像战士们一样坚守文艺阵地，他们的精神劳作是没有稿费报酬的，只是根据资历分别吃大灶、中灶、小灶。而对于很多作家来说，能享受供给制既是一种待遇，也是一种身份认同，使他们在政治上有一种归属感。 特别是对于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作家来说，供给制的意义尤其重大，它意味着革命大家庭对不同“出身”的作家的接纳，使他们自觉地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对待生活与创作。比如，南京解放后，路翎经胡风推荐，到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工作并担任了文艺处创作组组长，享受供给制待遇。这对路翎来说，无疑是一种光荣，他非常珍视这一光荣。路翎的好友杜高回忆说：“我在作家圈子里没有看见第二个比路翎生活更俭朴的人。1952年，我们的待遇由战争时期的供给制改为薪金制，路翎的工资级别很高，每月可以领到约二百元工资。但他向组织上申请，仍愿领取供给制时的每月二十元津贴，理由是他常常有一定数目的稿酬收入，不需要更多的钱。”② 物质上的利益，对他没有什么诱惑力，而写作本身才是最大的享受。“在路翎的宿舍里只有一张小铁床和一张书桌，地板上一只旧皮箱里装着他已出版的一大堆长、短篇小说，桌上的搪瓷杯里盛着白开水。他每天抽两盒一角二分一盒的劣质烟，从早到晚，伏案写作，仿佛除了沉醉在辛勤的劳作里就再没有别的生活享受了。”③ 路翎的这种生存方式和创作投入，绝不是一种刻意的姿态，它显示了作家对高级精神性活动的坚守，对艺术生产神圣性的自觉追求。 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对供给制更是习以为常的。早在1940年代中后期，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说，已经轰动了解放区和国统区，并且引起了国外文艺界的注意。如果收版税的话，赵树理早就成“富翁”了。因为解放区都出版他的书，许多剧团又把他的小说改编成剧本演出，书的销量是那样大，戏的演出场次又那么多，“仅以他的佳作《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为例，在前太行解放区说来，是推销最广的两种小册子，太行农村的所有剧团，差不多都把这两本小册子改编成剧本搬上了舞台”④。《小二黑结婚》在1943年9月由解放区的华北新华书店在封面上标以“通俗故事”出版后，次年2月便再版，随即被晋冀鲁豫书店等组织翻印，“仅在太行一区就销行三四万册”⑤。据不完全统计，在1949年建国前，该书被十几家出版社印行过单行本或收入某个集子中。《李有才板话》的出版发行情形也与此相类似，且有过之而无不及⑥。由于解放区实行的是供给制，赵树理和其他作家一样，日常生活由组织上统一安排，著作出版了也不会去考虑稿费、版税和版权，他们将无私的、艰苦的斗争生活视为自然而然的事。诚如孙犁所说：“我们那时不是为了追求衣食，也不是为了追求荣华富贵才工作的。”⑦ 解放后，经历过供给制生活的作家对稿费同样很淡漠。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写就后，当时通俗读物出版社的稿费较低，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费较高，赵树理宁愿选择前者。这种有意为之的举动，折射出那一代作家对稿费的典型态度。“文革”中，有人诬陷赵树理是追求金钱的“伸手派”。他说：“我在级别及经济待遇上没有伸过手！”1953年以前，他把每月所得稿费的一半交了党费。在工资、稿费同时享受以后，他是全国作家当中第一个提出建议，要调整双重待遇的，而且带头放弃工资，直到1958年他才恢复领工资。他下乡，不报销车费和生活补助费；看病，不享受公费医疗，都花自己的钱⑧。在普遍忽略个人私利的时代，作家轻视稿酬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的创作观、人生观既影响了时代，也被时代所“化”。他们对生活没有奢求，自觉地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大众、民族国家的意志统一起来。勤俭节约、公而忘私，成了作家某种固定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并进入他们的生命结构之中。不难理解，捐献稿酬是建国后很多作家的举动，商品意识在他们的创作过程中是不存在的。1960年，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出版，16000元的稿酬，他不留分文，全部献给了陕西长安县王曲人民公社，后来公社用这笔钱办了一个医院⑨。 作家与报刊、出版社的关系，虽然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但不少作家对于商业化的举动保持着警惕。玛拉沁夫曾著文说：“现在我真怕接触某些出版社的编辑，他们用什么金钱和合同来拉拢你、诱惑你。我没写出作品前，很难说确有把握写出什么东西。而且，我们最需要的也不是钱，而是比钱更高贵的东西，那就是严格的意志和高尚的品德教育。光拿钱来刺激我们的写作欲望这玩意真受不了。”⑩ 放弃“市场化”的文学生产，作家不问经济利益，他们以崭新的文化角色与精神风貌活跃于当代文坛。 受时代思潮的影响，作家的创作观念发生了深刻转变。不为金钱写作，深深扎根在生活的土壤中，转换叙事模式，为工农兵服务，是那一代作家真诚的追求。面对荣誉和金钱，他们可能会手足无措。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听说人家抱了一大捆人民币给他，他见了简直有点慌，好像发觉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似的，很快就把奖金捐献出来了(11)。与周立波同获斯大林文艺奖金的丁玲，对钱也看得很轻，她把斯大林文艺奖金所得5万卢布全部捐给了中国作协。 作协拿她和周立波捐献的奖金一起盖了个幼儿园，所有基本建设费用都是这两个人捐的钱。 还有的作家倡议并实行不拿工资靠稿费维持生活。例如，巴金在解放后从未拿过国家工资，全靠着用辛勤劳动得来的稿酬生活，他也是1949年后中国内地唯一一个不支取政府薪金只靠稿酬生活的专业作家。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钱，想法不同，有人认为不拿钱是傻瓜，我认为乱拿钱是傻瓜！”(12) 作家对金钱的这种态度，也渗透在“十七年”文学的叙事之中。批判世俗化的享乐心理，摒弃日常生活中对物质的依恋，被视为是道德升华、思想纯洁的表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