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5）06—0100—06 在“全球化”理论风行全世界并深刻地影响中国的学术这样一个背景下，民族性这一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所以，从民族性这一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以及重新清理和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对于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便非常有意义。 民族和民族主义都是伴随着现代国家产生而产生的，在大多数国家，民族主义都具有爱国主义的涵义，至少二者在情感上具有某些相通的地方。就文学来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应该说，强调民族性和提倡民族主义都没有错。但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却以惨败告终，并且以后长期遭人批评。本文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需要首先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主要是指20世纪30年代初期“前锋社”所发起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和20世纪30年代末期至40年代初期陈铨等人所发起的“战国策派”文学运动。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作为运动，是由一定的组织或团体发起的，具有明确的理论主张和文学实践。一般性的主张文学的民族性或在创作中表现出民族主义思想的文学，一般性的民族主义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具体的民族主义文学是有区别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既具有民族主义文学的一般性特征，这是我们不能对它进行简单否定的重要原因；同时，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又有其特定时期的政治涵义，这是当时它得不到广泛支持以至后来长期遭受批判的重要原因。 近代以来，出于救亡和国家富强的原因，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话语，梁启超、早期的汪精卫、孙中山，都非常强调民族主义。经过几代人的理论建构，中国民族主义的内涵逐渐清晰起来，其理论也逐渐完备起来。特别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完成以及民国政府的建立，民族主义便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之所以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这除了是由“国父”孙中山创立以外，还与民族主义的天然政治性有绝大的关系。“民族主义道德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简言之，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① “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成，通常既是人们为在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内获得成员地位而进行的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政治精英和政府为创造新的认同感而进行的斗争的结果，这种认同感能够使现代国家自身合法化。”② 战国策派的重要成员林同济说：“民族主义即英文Nationalism。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政治主张。”③ 事实上，国民政府之所高扬民族主义的旗帜，除了情感的因素以及民族主义本身的合理性以外，政治的因素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从孙中山到国民党政权，民族主义始终具有政治性。民族主义在国民党政府那里始终是维护政权的工具，并且工具性先于和高于民族主义本身的合理性。在国民政府那里，“民族至上”和“国家至上”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并且前者具有表面性，后者具有深层性。 孙中山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④ 在孙中山那里，民族和国家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也只有联系在一起时，民族主义才有意义，才值得提倡，所以，他批评了中国古代的“宗族主义”。其实，本质上，“宗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具有同样的结构和性质，也可以说是一种民族主义，至少可以说是民族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大的民族实际上是由小的宗族组成的，现代社会，由于文化之间的交流频繁，特别是利益冲突，宗族主义极容易就演变成民族主义，在一些特殊的国家或特殊的时期，宗族就代表民族。但由于宗族主义有碍于国家，不符合国家的利益，所以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而把同属于民族主义范畴的宗族主义进行了否定。我们看到，在孙中山那里，民族主义明显具有爱国主义的特点，所以他说：“要救中国，想民族永远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义”“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民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⑤ 所谓“固有的道德”，主要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四项内容。 而到了国民政府时期，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合法性的工具则更为明确，也更为具体。1938年，国民党关于文化建设的纲领是：“而现阶段之中心设施，则尤应以民族国家为本位。所谓民族国家本位之文化，有三方面之意义，一为发扬我固有之文化，一为文化工作应为民族国家而努力，一为抵御不适合同情之文化侵略。”⑥ （这里，所谓“固有之文化”，不过是孙中山“固有的道德”的另一种说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国民政府提倡民族主义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国家，更具体地说，是为了国民党政权。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民族主义在国民政府那里其实具有“双刃”性，即既具有从正面维护国民政府的作用，又有从反面破坏国民政府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可以用来做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武器。而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也非常明确：如果民族主义威胁到国民党政权，威胁到国民政府的安全，就对它进行批判和镇压，相反则予以鼓励和支持。在中国现代史上，正反的例子都有。正面的例子如：30年代，国民党政府对国家主义采取了镇压的措施。其实，国家主义是由民族主义而来，它的理论基础是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现实政治上的一种延伸。为什么要镇压国家主义，理由是：“国家主义之所以遭到南京政府的镇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主义由民族主义立场推进到了非常具体的政治诉求，明确要求建立宪政，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面的例子如：战国策派并非国民党派系，但战国策派的理论主张因为符合国民党政权的利益，所以被认同，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如陈铨、雷海宗、林同济等人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欢迎。“‘战国策’其实并没有什么政党背景，陈铨等人也是知识圈中人，算不得政治场上行走之人。……但其‘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主旨，却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甚是契合，所以很得国民党有关方面的嘉许。”⑦ 可以说，国民政府主要是从自身的利益来提倡民族主义的，也是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阐释民族主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