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从“民众”到“普罗”再到“全民” 考察“大众文学”一词在中国现代文坛的渊源流变过程，关键在对其定语“大众”能指与所指的把握。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理论界，所谓的“大众文学（艺）”实为“大众的文学（艺）”的代名词。因而，在直接探讨“大众文学”演变的轨迹之前，我们应先结合客观的时代背景，以“大众”一词内涵外延的变化为探讨问题的出发点。 先看“大众”一词能指的由来。“大众”者，中国古已有之。《汉语大词典简编》列出了“大众”一词的四种古义：“（1）古代对夫役、军卒等的总称。 《吕氏春秋·季夏》：‘仲吕之月，无聚大众，巡劝农事。’（2）泛指民众、群众。 《东观汉记·铫期传》：‘大众披辟。’（3）犹言众人或大伙儿。 《潜夫论·浮侈》：‘夫既其终用，重且万斤，非大众不能举。’（4）佛教对信众的称呼。”① 由此可见，早在古代，“大众”一词即已出现。因而就其本质而言，“大众”的能指与其冠以翻译引介的产物，不如说发源自本土，尽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大众”作为专有名词，其所指曾受到外来（尤其以日俄两国为主）文学及文学理论的极大影响。 乍看之下，似乎当下“大众文学”中“大众”之内涵，即“大众”古义（2）的延伸。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日常理解的“大众”并非由上述古汉语词义的“民众、群众”一项直接化来，而是经历了日本学者的现代改造等一系列复杂的过程；而后才再度传入中国，对中国本土二三十年代的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将“大众”一词由古典内涵脱胎换骨为现代意义的功臣，当推日本“大众文艺”之父——白井乔二。尾崎秀树在《大众文学》中明确指出：“从佛教语言里将‘大众’一词转用过来的功臣正是白井乔二，时间是大正末到昭和初期（约20世纪20年代初叶——笔者）。”② 为了阐明以白井乔二为代表的一批大众文学的始作俑者与“大众”佛教古义间的关系，尾崎秀树写道：“本来，‘大众’二字相当于梵语的‘僧迦’、‘摩诃僧衹’，意指三个以上的僧侣集中在一起的场合，……中里介山、三田村鸢鱼等人对‘大众文学’这一称呼曾表示异议：‘大众一词过去……是指和尚，早先时候叫做‘南都六方大众’；即便是今天，禅宗仍然把僧堂僧人叫做大众。可见大众并没有‘民众’、‘庶民’这种意思。……’这种说法看来不无道理，但是‘大众’一旦脱离了‘僧侣’的意思之后， 用作people 也好， 用作popular、mass也好，都无伤大雅，因为词汇本来就是活的。”③ 也就是说，随着佛教的传入而进驻日本的“大众”一词，原本并没有中国古汉语中“民众、群众”的义项。中国现代文坛的作家批评家们未能完成“大众”词义的现代转换。这一过程却经由白井乔二等一批日本大众作家的创作及理论实践得以完成。“大众”一词由此逐步脱离其原先的宗教色彩，更多地与西方“市民社会”之“市民”、“民众”等概念相提并论。 反观中国文艺理论界，与日本“大众”一词大相径庭的是，自诞生伊始，中国文坛的“大众”便熏染上了浓浓的政治色彩，十足的火药气息。比如高滔在1923年6月15日的“文学一周纪念特辑”征文中就曾提道：“好像因为谈到‘大众文学’这样问题的时候，便有高贵的作家宣告说他早已不要大众了。这‘不要大众’的理由据我想也不外下面两点：（一）‘大众’这字眼太‘红’，要不得，若是谈起这个来当容易使文人有摸摸颈后看看饭碗的恐惧，所以不肯要。（二）……属于前者是政治问题的，谁也没有强迫别人入狱，上绞台的权利，并且这不是不肯要，实是不敢要，……”④ 极言当时中国文坛“大众”二字背后蕴涵的阶级革命意味。这里的“大众”，恐怕早已不是日本“大众文艺”中所谓“全民”、“民众”等的代言词了。它更多的是与“普罗”、“无产阶级”、“工农先进分子”等政治概念紧密相连；因而同日本“大众文学”之“大众”有着本质的不同。 到了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时期，当时文坛的各位主将更是围绕“大众”一词的内涵及外延，进行了多次讨论。试举几例如下： “大众文艺！你要认清楚你的大众是无产大众，是全中国的工农大众，……”（郭沫若） “‘大众’或群众，究竟他【它】的内涵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现在所谈的大众当然要包括从有意识的工人以至小市民。”（乃超） “这儿所谓的‘大众’，并不是‘全民’！所谓‘大众’，应该是我们的大众——新兴阶级的大众……”（王独清）⑤ “初期普罗文化运动所认定的大众——中学生，大学生，一般的店员和小资产阶级中的其他的知识分子，……然而构成社会基础的大众是工农。”（王一榴） “然而所指的大众，是被压迫的工农兵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并非一般堕落腐化的游散市民。”（画室）⑥ 很显然，以上罗列的“大众”正是无产阶级（或至少是工农）的代名词。不过“大众”一词的外延并非就此一成不变。“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随着全面抗战活动的展开，政治军事形势的急转直下，“大众”的所指亦随之发生了变化：出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大众”进一步扩大为包括工农、小市民、商人、学生等在内的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继而在1936年前后“两个口号”的论争时期，“大众”一词外延的扩大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和巩固。比如周扬一马当先，批评了那种“以为只有工农大众文学才是民族革命的文学……”的看法。茅盾的意见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指出：“譬如‘大众’两字，在向来是被解释作‘工农大众’的，工农大众当然是全民大众的‘主体’，但在现阶段的救亡运动中，……当然不限于工农大众，那么‘工农’这口号，是不是能够表现现阶段的意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对此，徐非辰总结道：“我们如果单就字义上讲，则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民族主义的文学更相类似……盖先前他们把‘大众’两字是解释作‘工农大众’的，而现在他们已自动修正改为‘人民大众’了。”⑦ 则“大众”已由先前特指“工农”转而指代更广泛意义上的“全民”。与此相应，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众文学”的起源流变——从“文艺大众化”到“大众文艺”再到“大众文学”，从“化大众”的文学理念之倡导到抗战文学全面大众化的展开——也呈现了类似的变化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