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6）03—0036—09 每读《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这篇未完稿都使人感到无限的惋惜，这篇回忆正待展开，也许只差一天的工夫就可写完，可是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肺病急性发作了，更意想不到的是，由于一个日本医生的耽搁，——这个日本医生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让家属及时送他到医院采取合理的抢救措施，严重的失职，延误了病情，因而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发生了无法挽救的不幸事情。他的突然去世，并不只是中断了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的写作，而是过早的中止了一位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作家一生的事业，尤其是当他正由一个边缘作家开始向纯文学回归之时，就尤为可惜。他的遗孀许广平整理他的遗著时说，有几篇文章他是另外单独放在一边的，这就是：《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见《且介亭杂文末编·后记》）。这是一组《野草》、《朝花夕拾》性质的散文作品，他生前计划还要陆续写出一些，准备再编一本散文集或一本回忆录的，他跟冯雪峰就说过这个意思。鲁迅除了把《半夏小集》等4篇散文另搁一边之外， 很明显还有一篇回忆散文他是没有放在待编的《且介亭杂文末编》里的，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师父》。这一篇回忆散文发表在刚刚在上海创刊的他的友人孟十还编辑的《作家》月刊的创刊号上。此刊的第2期接着发表了《〈出关〉的“关”》，第5期上又发表了他在左翼文学运动中的最后一篇论战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而后面发表的这两篇文章，鲁迅都已经放进了待编的《且介亭杂文末编》文稿里了，单单把在同一杂志上发表而且时间相距这么近的一篇回忆散文《我的第一个师父》剔开，显然作者是另有考虑的。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不论他对于论战性的杂文还抱有多大的热情，有一个客观的事实摆在了他眼前，即“左联”已经解散，甚至他认为是溃散，这使得他不得不在写作的重心上有所转移，做出重新的选择。当时的大环境是，左翼文艺界领导者，正倾全力执行化敌为友的国防文学政策，这对于一个坚决的反对专制主义、反对独裁政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使之失去所攻击的对象，失去了他那如匕首般的杂文的功能了。这比五四时期《新青年》团体解散后成为了“游勇”还令人灰心，虽然那时本来就是自由结合的团体消散了，朋友情谊都还是在的，最重要的是它允许“游勇”的存在。就说《新青年》同人，所谓左右分化之后，左派的陈独秀与右翼的胡适仍然是朋友，而且可以说是非常牢靠的朋友。1923年底他们两人应邀为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编辑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各写了一篇序言，这是他们两人携手共同批判唯心主义玄学、批判张君劢和梁启超的世界观的一次思想论战。在协同作战中，他们两人之间也进行了关于唯物论哲学的探讨，其时二人之间的思想分歧是带根本性的，政治理念也很不相同。胡适后来回忆说：“这部二十万字的集子，我做了一篇序，陈先生也写了一篇，他极力反驳我，质问我，陈先生那时已转到马克思主义那方面去了。他问我所说马克斯的唯物史观可以解释大多数的话，能否再进一步，承认它能解释一切。……他是注重经济条件的，我也没有反驳他，因为他不否认人的努力，两个人的主张不算冲突，不过客观的条件虽然重要，但不仅限于经济一个条件，至于文化的条件，政治的条件，也是不能否认的。”（《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在北大国文系的讲演》）陈独秀确实是对胡适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在所写序言中说：“……适之最近对我说，‘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经过这回辩论之后，适之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陈独秀先生序》，1923.11.13，转引自《胡适文存二集·〈科学与人生观〉序》）但胡适却说：“……我个人至今还只能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独秀希望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胡适文存二集·〈科学与人生观〉序》附录二《答陈独秀先生（适）》，1923.11.29）实际上他们之间围绕序言中提出的哲学命题后来一来一往的质疑、互答，反而超越了与原批判对象所进行的讨论，深化了这次思想论争。此时的陈独秀已是一个完全的政治人物，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了，他并没有因此视胡适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右翼反动知识分子；而胡适却依然是一个纯然的学者，他也没有因为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而视其为政治危险人物，尽管在《新青年》时期他是反对“赤化”的。他们在哲学上甚至政治思想上，能够求同存异，没有势不两立；他们两人都能够做到如此的宽容，达到这样的境界，原因在于他们都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和科学的头脑，毕竟他们二位是中国近代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手。 这里我们可以再看一个事实。十年之后，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后关押南京。此次被捕非同十几年前国民党尚未当政之时的前几次被捕可比，此时共产党已处于匪徒的地位，而陈独秀被视为赤匪之巨魁。起初国民党是要按军事法庭特别审判的，后迫于朝野的强大压力——当时蔡元培、胡适、翁文灏、傅斯年、章士钊等都进行了营救，国民党当局只得放弃秘密审判。1932年10月22日蒋介石致电翁文灏并转胡适等，特别告诉他们：“陈独秀案已电京移交法院公开审判矣。”（《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这样就使得当局不能秘密对陈独秀下毒手了，至少不会像一年多前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秘密杀害的二十多位烈士那样，无声无息的离开了人间。 陈氏非常清楚这次坐牢一时是难脱羁绊的了，他甚至做好了“大辟”的准备。此时他本能的恢复了学者的原貌，他把监狱当作研究室，竟然继续从事他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了。他在狱中写信给胡适，开了书单： 英文《原富》，亚当斯密的 英文李嘉图的《经济学与赋税之原理》 英文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 崔适先生的《〈史记〉探源》 此外，关于甲骨文的著作，也希望能找几种寄给我…… 存尊处的拼音文字稿，我想现在商务可以放心出版了，倘商务还不敢出版，能改由孟真先生在研究所出版否？弟颇欲此书能早日出版，能引起国人批评和注意①。 这真正是一贯彻底的实行了自己的信念，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研究室与监狱》，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第25号）由此可见陈独秀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政治家兼学者而非政客加流氓。 这之后陈独秀还请胡适物色可靠的翻译家组织翻译《资本论》。胡适回信说： 仲兄： 手示敬悉。 《资本论》，此间已托社会调查所吴半农、千家驹两君合译，已脱稿的第一册有三分之二了。第一分册已在四月前付商务排印。此二人皆极可靠，皆能用英德两国本子对勘。……② 此事在陈独秀说来，这种直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如果不是极可信任、极为博学的朋友是可以轻易就委托他去做的吗？就像当年他向蔡元培推荐胡适到北大做教授时一样的信任，这里丝毫没有什么“左翼”或“右翼”一类的顾忌；而对于胡适来说，这种极不合时宜的、具有相当风险的文化传播工作，如果不是自己对于西方政治经济学有相当的认识，如果不是对于委托人怀有十分的敬意，并且不是一位交谊甚深的非常具有才学的政治活动家朋友的委托是可以随便就接受承应下来的吗？何况此时陈独秀已陷囹圄，势利胆小之人应该是避之而唯恐不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