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后，还很少有一个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命题像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① 这样被反复谈论。这当然与中国大陆这一特定的知识语境有关。20世纪中国的主流文学史观，无论是诞生于“五四时期”启蒙主义的文学史观，还是30年代后逐渐兴起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抑或是80年代以“现代化”为基本诉求的“新时期”文学史观，都是“从五四谈起”。其中尤以“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影响最为深远。在1940年发表的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分水岭。“五四运动”前最初八十年的特征是“旧民主主义”，而“五四运动”后二十年的特征则是“新民主主义”。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五四”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与之对应，“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② 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统领了50年代以后的中国新（现代）文学史写作。人们对新文学的性质形成了共识：中国的新文学从“五四”开始，其基本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其领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亦即马克思列宁主义。80年代以后，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进入到一个被表述为回归五四精神的“新时期”，革命史观重新被启蒙史观取代，中国现代史被定义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不再强调“五四”文学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而是强调“五四”使我们发现了“个人”这块现代的基石。五四不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是中国“现代”的开端。通过这样的叙述，“五四”起源的合法性再一次被强化了。 在现代性的文艺论争中，许多看起来处于激烈对立状态的立场，譬如“左”与“右”的立场其实常常在分享一些共同的理论预设。虽然启蒙史观和左翼史观对现代史的性质有着截然不同的认定，但在将“五四”视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作为“传统”与“现代”断裂的标志这一点上却几乎不存异议。这是因为无论是启蒙史观还是革命史观都是在“传统”与“现代”二元分立的框架中建构自己的主体性的。 既然“五四”是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分界线——其实也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分界线，那么，在分界线之外的晚清文学当然属于“古代”与“传统”。在这一视阈中，晚清文学不过是古代文学的一个尾巴，至多称为“近代”，虽然在晚清思想、文化和文学中已经萌发了新的因子，但它们只不过是为“真正的现代”的出现所做的准备。它们是现代史的“前史”，在性质上，仍然属于“古代”。因此，在大学中文系的学科体制中，“近代文学”不是“现代文学”的一部分，而是属于“古代文学”教研室。在这种被制度化的学科分类的规约下，大陆学者普遍习惯于在学科之内讨论晚清文学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王德威对“晚清现代性”的强调对我们习惯的文学史秩序带来了冲击。 王德威认为：“中国作家将文学现代化的努力，未尝较西方为迟。这股跃跃欲试的冲动不始自五四，而发端于晚清。”③ 通过对四种主要的晚清小说——狭邪小说、公案侠义小说、谴责小说、科幻小说的分析，王德威指出以晚清小说为代表的晚清文学“其实已预告了20世纪中国‘正宗’现代文学的四个方向：对欲望、正义、价值、知识范畴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如何叙述欲望、正义、价值、知识的形式性琢磨”④。也就是说，无论是就内容而言还是就形式而言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并非出自于“五四”，更不是来源于五四新文学对晚清文学的克服，晚清小说众声喧哗，多音复义，不但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充满种种试验冲动，与丰沛的创造力，而且在文学生产的诸方面均显透出现代性的多重可能。遗憾的是，在五四开始的新文学建构中，晚清文学的现代性被压抑了，晚清文学被建构成“新文学”的他者，“五四菁英的文学口味其实远较晚清为窄。他们延续了‘新小说’的感时忧国，却摈除，或压抑其他已然成型的实验。”“五四以来的作者或许暗受这些作品的启发，却终要挟洋自重。他（她）们视狭邪小说为欲望的污染、侠义公案小说为正义的堕落、谴责小说为价值的浪费、科幻小说为知识的扭曲。从为人生而文学到为革命而文学，五四的作家别有怀抱，但却将前此五花八门的题材及风格，逐渐化约为‘写实／现实主义的金科玉律’。”⑤ 也就是说，随着“感时忧国”的“现实主义”被确立为“新文学”的唯一形式，晚清文学所呈现的丰富的现代性被窄化，晚清文学中的种种现代性向度被压抑了。王德威认为这种“被压抑的现代性”在五四之后仍然存在于诸如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以及如张爱玲、沈从文的小说之中，只是一直受到压抑。五四时期确立的这种新文学标准不断压抑着“五四”及30年代以来的种种“不入流”的文艺实验，且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因此，需要对晚清文学的现代性给予重新认识和评价。——“我以为，晚清，而不是五四，才能代表现代中国文学兴起的最重要阶段。”⑥ 其实“晚清的现代性”在中国大陆学界也并非完全是空谷足音。在王德威的观点出现之前，国内现代文学研究中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最有名的是80年代中期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三人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提前到1898年。而在随后几年陆续出版的现代小说史的研究论著中，陈平原更通过自己的小说史研究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文学史构想转化成了具体的文学史实践。与“近代文学”研究者在学科框架之内进行的静态研究不同，陈平原是反求诸己，也就是带着从“新文学”产生的问题意识探讨晚清小说的意义，探讨晚清文学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探讨晚清小说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里的“传统”显然是一个现代性范畴，不仅涉及到晚清小说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变革，而且还讨论了晚清小说生产方式、文学制度的变化，因此，他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晚清小说的“现代性”问题。⑦ 但或许是因为没有提出类似于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样旗帜鲜明的口号，或许是因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陈平原的晚清小说研究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研究带来的刺激就远不如王德威那样强烈，学界虽然对这种“越界”行为感觉异常，但仍然可以模棱两可地将其纳入到原有的“现代文学的发生”与“现代文学的准备”这样的框架中进行理解。直到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个口号一出，就好像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晚清文学的现代性”这个命题的挑战性才真正显示出来。人们才开始醒悟到提出于80年代中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提倡的“从晚清谈起”其实是绵里藏针，寓意深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