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的讲课惯例，还是先谈谈为什么要讲这么一个话题，要选这样的研究课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关传统文化的几次思想交锋——以鲁迅为中心”这个讲题本身包含了好几层意思，也就有好几个方面的理由。 首先是讲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对中国传统文人的看法。这其实是我近几年一直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将鲁迅的有关论述编成一本书，题目都想好了，正题是“论睁了眼看”，副题是“鲁迅视域里的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和研究生、大学生一起来研读，讨论，相互辩驳。目的是要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察、研究中，引入鲁迅的视角，给学生以另一种眼光，另一种参照。这自然是有感而发。这些年有一个舆论，就是把鲁迅判定为“断裂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罪人”，似乎鲁迅对传统文化是骂倒一切，全盘否定，今天也要将鲁迅的看法来个全盘否定，骂倒了鲁迅，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可以畅行无阻地引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了。对这样的骂论是不必认真对待的，因为据我从旁观察，骂者并没有认真读鲁迅原著。也许他们也不想弄懂鲁迅的原意，有的人不过是赶时髦罢了。我唯一担心的是，这样的舆论对年轻人的误导，使他们不去接触、也就无法了解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从而失去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与方法，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很大的遗憾。在我看来，鲁迅的特点和价值，就在于他是一个异端，异类，他的思维方式，看问题的角度，方法，都不同于一般人，常常对公认的常规、常态、定论，提出质疑和挑战，同时，他又质疑自己的观点，挑战自身，这样的内外的双向的质疑、挑战，就使他对问题的看法充分地复杂化，他的表达也就自然十分地缠绕。正是这样的具有挑战性、复杂性与缠绕性的看法，最能促使、逼迫我们思考。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鲁迅本也无意要我们处处认同他，他甚至害怕盲目地跟随，因为他自己还在怀疑和探索。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是一个最好的辩驳对象，所以我在前面说，读鲁迅著作，是要一边读，一边进行辩驳的：与鲁迅进行辩论，更与自己进行辩论，辩论的过程就是一个思考逐渐深入的过程。总之，在鲁迅面前，你必须思考，而且是独立地思考。这正是我们，特别是年轻人，不仅是做人，而且是做学问时所最需要的。鲁迅有一点自信，他多次说，如果他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写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字变迁史，这是他准备了多年的写作计划，那么，他一定能说出些别人说不出的意见。这样的“别人说不出的意见”，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因为古代文学研究是一个远比现代文学研究更为成熟的学科，别人的意见，古人、前人、大家、名人……的意见，不可动摇的定论，不容置疑的公意，不许越雷池一步，所谓约定俗成的共见，也就特别多。在我看来，正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特别需要新的想像力与创造力。鲁迅提供的“别人说不出来的意见”的意义与价值正在这里：他的独特的犀利的见解不仅会打开思路，另辟新的研究空间，而且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不是代替，更不是压抑，而是开启你的学术想像力与创造力。这也就是我要向诸位古代文学研究者讲鲁迅，引入鲁迅的视角的原因。 而且我要讲的，或者说我更为关注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对古代文化、文学的看法。这是因为人们讨论鲁迅与传统文化、文学的关系，总是把目光集中在五四，而忽视了三十年代，在我看来，这是有很大问题的。鲁迅在三十年代，特别是在他的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大概是1934年到1936年间，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人有一次相对集中的再思考、再审视，其主要成果都收在《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三本杂文集里。日本鲁迅研究的前辈学者丸山昇先生在他的《活在二十世纪的鲁迅为二十一世纪留下的遗产》一文中特地提到鲁迅“晚年的《病后杂谈》、《“题未定”草》一类的文章”，认为这是鲁迅留下的重要遗产，并为人们重视不够，研究、欣赏文章不多而感到遗憾。①而他说的《病后杂谈》、《“题未定”草》这一类较长的杂文，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再审视”的重要成果。我关注三十年代鲁迅的这些再审视、再研究，还因为我有一个看法，也可以说是一个直觉，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与九十年代的中国之间，有一个历史的轮回、重复，也就是周作人经常说的“故鬼重来”，许多思想文化现象非常相似，以至有人做过一个尝试：将鲁迅三十年代写的杂文，加上一个《鲁迅“论”九十年代的文化》的标题，就可以原封不动地发表。因此，鲁迅三十年代对古代文化的观照，是可以为我们对当下与古代文化有关的思想文化现象的观察与思考，提供一个历史的参照的。这也是我选择这么一个讲题的原因。 我们说鲁迅晚年对传统文化、文学的再审视，都集中在他的杂文集里，这也是一个值得重视、可以分析的现象。记得陈平原先生曾经说过，作为学者的鲁迅与作为杂文家的鲁迅，他对于问题的观照、表达角度、方式都是不一样的。这是很有道理的，也是我们在考察鲁迅的思想时应特别注意的。就我们今天的讲题而言，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所要讨论的，是作为杂文家的鲁迅对中国古代文化、文人的看法，因此有一些必须重视的特点。我想主要有两点。一是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也就是说，鲁迅不是对古代文化做专业的研究，而是由于现实的激发而追溯到古代文化那里去，因而发表了这样那样的看法。他的这些言说，大都有一个对立面，因此我们在题目中说是“思想交锋”。但我们也不要把思想交锋理解得过于狭窄。其实所谓“思想交锋”是有两类的，一类是直接交锋，是人们通常说的论战，还有一类是各说各的，但因为处在同一时空下，同一思想文化领域里，也就自然形成一种交锋。我们下面所要具体讨论的“几次思想交锋”，就既有短兵相接的论战，又有隐性的交锋。这样，我们的讨论就非常有意思：不但论争的对象都是孔子、庄子、陶渊明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大家，而且参与交锋的也是鲁迅、胡适、周作人、朱光潜、施蛰存这样的现代文化、文学的重镇。这样的高峰相遇与相撞，是不多见的；我们能以此为话题，实在是一种幸运。而我们的讨论是“以鲁迅为中心”的，因此，在具体考察中，就必须注意鲁迅特殊的杂文论战方式，这就是所谓“攻其要害，不及其余”，也就是鲁迅自己说的，“对于人，我以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②，我们下面所要讨论的鲁迅在三十年代对孔子、庄子、陶渊明的分析都是“取其一段一节”，并非全面评价；但也都是抓住要害，并非枝节：这两个方面，都是我们要充分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