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57(2006)01-0027-04 目前，人物传记的阅读已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重要层面，近年来的图书热销排行榜从数量上说明了写传记、读传记、重视传记文学的现象在社会上已然成为一种风气。从理论上看，传记研究也越来越广泛深入。其中对传记事实的关注更是焦点中的焦点，因为“事实是界定传记文学的关键词”。对于什么是传记事实，青年学者赵白生在对中外权威传记作家的阐述与实践分析后总结道：“传记事实，狭义地说，是指传记里对传主的个性起界定作用的那些事实。它们是司马迁所说的‘轶事’，它们是普鲁塔克传记里的‘心灵的证据’，它们是吴尔夫笔下的‘创造力强的事实，丰润的事实，诱导暗示和生成酝发的事实’。”最后他强调“简言之，传记事实是一部传记的生命线。”[1](P14)学者、传记大家朱东润这样要求传记作者：“材料不够必须知道如何搜求；传说太多必须知道如何辨别，尤其重要的必须知道如何掌握分寸。”[2]以治学严谨著称的朱文华先生一再强调“传记作品所披露、援引的任何材料都要做到准确无误，经得起推敲。”[3](P171)学贯中西的杨正润先生则认为“传记的最终目标并非一切事实的真实，而是历史人物生平和性格的真实。”[4](P9)客观上讲，由于生活背景、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党派意识等等因素的影响，有些传记作者“往往会近乎本能地接受有关传记主人公的某些事实或是摈弃某些事实。”[5](P84) 那么，作为传记生命线的事实，在实践层面又呈现出怎样的状貌呢？ 这里，我们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孤岛”秘密战中的著名作家关露生平中的几个重要事实为例做一简要分析，同时也作为对关露同志的缅怀。 说起关露，您也许不知道，可是您一定唱过她写的歌，那就是电影《十字街头》的插曲《春天里来百花香》。 关露生于1907年，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左联。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太平洋上的歌声》、《新旧时代》、《苹果园》等。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受党的派遣，打入上海日伪特务总部“76号”，策反特务头子李士群起义，为党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她是一位长期肩负党的秘密使命，在敌营周旋的巾帼英雄，同时又是一位受左倾路线迫害、长期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作家。1982年12月5日在北京默默辞世。 建国后，关露曾因潘汉年案两次被囚。第一次是1955年6月～1957年3月。下面是关于她第一次被捕情形的几种说法。 其一：1955年6月15日，“当时关露从饭厅吃早点出来，公安人员迎上去向她出示逮捕证。她略一停顿，很快恢复了自制，轻声说：‘我要回宿舍拿漱洗用具。’公安人员随她上楼，进屋。她将毛巾、牙刷放进一个小包，随手抓了一条纱巾，搭在手腕上。当公安干警给她戴手铐时，她一只手轻轻一抖，用那条纱巾盖住戴镣铐的双手，然后在众人的目送下，神态安详地随公安人员下楼，走过长长的甬道，走出大门，囚车载她急驰而去。” ——刘朝兰《不许梅花不成雪——关露的后半生》[6](P154) 其二：1955年夏天，一个大雨瓢泼的下午，“我听到脚步声从长廊的一头传来。我调头一看，见到两个披黑色长雨披的公安人员，中间夹着一个比公安人员矮差不多一个头的女人。我仔细一看，首先见到的是那个已被雨水淋湿的红鼻头，跟着就看到不知是被泪水还是被雨水沾湿的睫眉和眼睑，接着就看见被锃亮手铐铐着的那双给我拿过多少次糖果的手。我差点叫喊出声来——‘关露！’她似乎也看见了我，平静地又望了我一眼，从我面前走了过去。” ——沈凯《关露印象》[7](P167) 其三：“1955年6月15日，关露像往常一样到食堂去吃饭。她吃完饭，刚走出食堂，几个公安人员就迎上去，给她戴上手铐，押上警车带走了。” ——丁言昭《谍海才女》[8](P149) 其四：1955年6月14日，一双手铐戴在关露的手上，把她关进了北京功德林监狱（后改为秦城监狱——笔者注）。 那时，关露在文化部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工作，住在西单舍饭寺12号。那天早晨，关露像往常一样从西单舍饭寺电影局剧本创作所进了食堂，吃过早点，刚走出食堂的门，有人叫她到办公室，说有事情找她。 办公室里，公安机关一位姓闵的同志带领两名公安民警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你是关露吗？”姓闵的向刚走进办公室的关露发问。 关露怔怔地有些疑惑：“是啊，我是关露。” 他向她出示了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并盖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印鉴的逮捕证：“我们是公安机关的，你被捕了！” “凭什么要抓我？我的历史是清白的！”关露很是惊愕，甚至有些愤怒。 “你还是到公安机关去说清楚吧！”公安人员很有礼貌但很坚决地对她说。 关露无奈，她理解公安人员是奉命行事，她只有在逮捕证上签了字。一副手铐铐住了她的双手。然而她神态坦然，面不改色，平静地向门外走去。她被押上了车，带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