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25日，张爱玲的《十八春》在《亦报》开始连载，至次年2月11日结束；1951年11月，亦报社出版了经她修订的单行本，均署名为梁京。大陆现行的几种版本均为1951年的修订本。据1951年2月的访谈，张爱玲透露其时她正在修补《十八春》，并自言小说是边登边写完成的，难免有漏洞①。再由连载时第一章中的政治意识看，我们可以推定《十八春》创作于解放后。而修订工作至少可从1951年2月算起。 《十八春》连载时，张爱玲对主流话语如影随形，找到了她和当时主流话语对话的突破口。1951年张爱玲对《十八春》重新修订，她的思想又快速转变。本文所要考察的是：张爱玲如何从顺应主流话语变为对它进行反抗的？她在回应新政权的同时，又如何反省着自己的回应？新上海文化界对这位优秀的女作家又是如何反应的？两者之间是否曾达成互动，这种互动的突破口是什么，持续了多久，又依靠哪些因素得以维持？ 一 笔者首先拟将原文（《亦报》连载的《十八春》，下同）和修订本相对照，考察张爱玲如何引入和拆解符合时代政治风尚的关键词，以探索她与主流话语关系之变动。 《十八春》连载时，张爱玲用了三十余段的文字描写方家的生日舞会。整个舞会简直是上层富足者没落、腐朽的“浮世绘”。太太们妖娆、做作。小姐们虚荣、娇惯。男人们逢场作戏，佯装绅士。叙述者是将方家的舞会作为一个“有钱人”的舞会来叙述，全然没有地域色彩，“大概到处的有钱人都是一样的”，这样的叙述角度暗示了全知叙述者带有模糊的阶级论色彩。而世钧和叔惠也未能豁免此种思维模式。他们因此而对舞会的评判趋于一致。世钧对方家舞会很是厌恶，以为不过是借了名义，多花点钱，非常无聊。世钧对富家少爷心存成见，对奢靡之风不屑一顾。舞会在他看来是“绅士派的假狂欢”，有点可笑。这些直露的阶级叙述模式让行文有点生硬。世钧、叔惠和叙述者的价值观不能和作者本人的价值观相混淆。但这种阶级观念在张爱玲解放前的作品中很少出现。 从舞会的叙述看，阶级论已经进入了张爱玲的视野。她对主流政治观念的接受如何？小说连载时，有许多义愤填膺的读者致信梁京，非要把曼璐和祝鸿才枪毙不可。1950年9月，张爱玲在接受《亦报》采访时如此评价曼璐：“与其说曼璐居心可诛，毋宁说她也是—个旧社会的牺牲者。她自己不懂得劳动，她在风尘流转中拣上了祝鸿才而企图托以终身。一旦色衰爱弛，求生的本能逼使她不择手段地牺牲了曼桢”，“但曼璐的陷害曼桢，最主要的理由还是应该从社会的或经济的根源去探索的。这并不是说曼璐的行径是可以宽恕的，但旧社会既然蕴藏着产生曼璐这样人物的条件，因此最应该诅咒的还是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②访问者自言如实传达了梁京之语。《亦报》二、三版所刊多是休闲小品，很少政治气息，编者无需为靠拢主流话语而删改文章。访谈中张爱玲的言论应属实录，其论调与主流政治话语并无二致。由此推测，张爱玲此时在思维方式、价值评判、社会观念上已贴近主流话语。访问者同时透露了曼桢的结局并不悲惨。可见，张爱玲早已为纯良的曼桢在新社会安置了好结局。小说光明的尾巴并非单纯来源于读者的压力，更多的是张爱玲思想变化的产物。我们不能夸大其时主流话语的压力。1951年11月，艺术更加政治化，而张爱玲却在修订本中大面积地删除关于政党认同和阶级观念的描写。她发言的方式——小说，发言的媒体——《亦报》，发言的时期——1950至1951年初，都没有给她政治上的高压。她的选择大体上可以说是自觉的、主动的。至于1951年以后，她掉转风头，反倒是因为那时政治空气渐渐紧张了。 《十八春》连载时，张爱玲主动靠拢主流话语，但两者之间的对话，方式较为简单，程度较为浅显。原文中，解放前的叔惠、世钧和曼桢政治意识浓厚，政党认同明确。三人在学生时代曾是共产主义者，立志去边区服务，后来叔惠身体力行。张爱玲潜心安插了许多具有政治意味的对话，来呈现解放前叔惠等人的政治意识。这些对话多是些佯装无意实则有心的表态式对话，其中关于“下乡工作”、“去边区服务”的对话最富有代表性。张爱玲对这些政治关键词的理解和书写只是停留在词语表层上滑动，并未深入或坐实这些观念，她只是将它们如同标签般插入人物对话中，比如“从前我们在学校里的时候不都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成天嚷嚷着，说要下乡去工作”，“从前我们三个人都说要去（解放区）的，只有你一个人真去了。”“将来有机会我一定去。”插入这些只言片语并非出于对话的需要，而意在向读者表白。它们在上下文中并不具有推动作用，处于可有可无的位置，删除它们并不影响对话的展开。这些语句是插入式的，显然是针对一个潜在的听众，即主流话语。文中对话双方都有向这个潜在听众表态、靠拢的嫌疑。他们意在“报道”自己的立场而并未深入讨论之。不仅被描写的人物自身缺乏对政治深刻的理解能力，而且对人物的描写和叙述本身也很肤浅。这种呈现的方式显示了作者自身对于政治思想的隔膜。这意味着《十八春》修订之前，张爱玲虽然主动靠拢主流话语，但两者的对话仅仅停留在对符合时代政治风尚的关键词的引入、重复上，张爱玲并未深化或重写之。 其时，张爱玲在创作上追随政治风尚，而在生活方式上尚不能从大众之流。由于夏衍的提名，张爱玲于1950年7月得以参加上海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张爱玲穿着旗袍参加文代会在柯灵眼中是“高处不胜寒”③。但我们不能将张爱玲不穿人民装这个细节简单地解读为她对主流话语的疏离。此次文代会上黄宗英自我批判：“旧的必然死去，新的必然诞生和成长”，“今天我们的服务形象，已经彻底的变了，让我们扔掉高跟鞋和华丽的衣裳。”④黄宗英的发言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在价值认同上，个体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认识具有对应甚至同一的关系。个体的旧的生活方式对等的是旧的思想认识；新的生活方式对等的是新的思想认识。反之亦然。旧的是被否定的对象，而新的是被认同的对象。黄宗英的思维方式体现了1949年以后大陆普遍存在的思维模式，即将生活方式与思想认识等同起来看待。当两者出现错位时，比如个体有追求“进步”的思想，但生活方式上尚残留旧的习气，这种错位被简单地、本质化地解释为个体新的思想认识不够彻底。在这个社会默认的大前提下，私人生活“顺理成章”地成为公开讨论、评判的对象。我们看到50年代初初露端倪的文艺改造中，“艺术应与私生活结合”⑤成为“理所当然”的命题。这种思维模式越来越广泛地贯穿于文艺界的改造中。文艺整风和文艺者的改造常常在文艺者的业务和生活两个层面同时展开，而且两个概念被“习以为常”地置换或混同。按照其时的逻辑推理，生活方式的转变更能体现个人思想改造的彻底性。这里，笔者跳出这个预设的前提，尽可能避免历史语境中的所谓“成见”，以“还原”的方式重新考察张爱玲的言与行。对于张爱玲来说，那些“高跟鞋和华丽的衣裳”都是她的最爱。没有奇装异服，也就没有奇思异想。张爱玲以为人民装太呆板，绝不穿它⑥。在新上海，人民装具有许多非政治的意义。人民装引领新上海风尚，《十八春》中解放后的裕舫和叔惠都是一身人民装。人民装原为提倡俭朴作风，革除踵丽增华的奢侈心理，但是上海市民多将其作为时尚追逐之。她们甚至将人民装的帽子歪歪地扣在烫过的蓬发上，或是将人民装上衣搭在旗袍上⑦，一副退却的摩登装扮。1950年，人民抢购列宁装和人民装，蓝布供不应求，布价大昂，似有贵于呢之势。以至于多次有人疾呼上海普通人不一定硬要蓝布为衣，这种只求形式上的进步是与当时提倡的节约之道相抵触⑧。张爱玲不穿人民装只能表明她在生活趣味上不从大众之流，无关政治倾向问题。在“言”与“行”，生活方式与思想认识上，张爱玲区别处之。这也反映了解放初的普遍状况：许多旧文人最不适应的恰恰是生活方式的变更。思想是容易搞通的，感情却是难以割舍的，生活方式更是积习难改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