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5)04-042-08 在张恨水的众多小说作品中，名气最大、影响最广的三部长篇应该说是《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春明外史》是张恨水的成名作，发表的当年在读者中引起轰动，给作者带来了巨大的声誉。据张恨水子女回忆，这部作品也是作者自己最偏爱的。然而，只要读过张恨水作品的读者都知道，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春明外史》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成就是根本无法与《啼笑因缘》和《金粉世家》相比的，无论是小说的结构，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文学描写的手法。这三部小说中，笔者认为文学成就最高的是《啼笑因缘》，女主角的形象刻画颇有深度，风格上也非常接近新文学作品。《金粉世家》有“民国红楼梦”之称，不论在题材、结构还是人物没置上，处处都有学习《红楼梦》的痕迹，也算得上一部优秀的小说。而《春明外史》却完全不同。首先，小说根本没有统一的结构，人物来来去去，除了两三个主人公之外，其他众多人物都像走马灯一般，随时出现，又随时消失。就如鲁迅评价《儒林外史》所说，“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1](P221)小说中占大半的人物和故事，都和主人公的生活没有任何联系。除了杨杏园和李冬青这对男女主人公之外，其他的人物都谈不正性格表现和塑造。那么这部小说在当时能够风靡一时，而且还始终得到作者本人的偏爱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随着笔者对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新旧文学交替的文学环境的了解，随着对当时的社会小说潮流的背景以及对作者张恨水的文学背景等多方面的逐步了解，逐渐得到了解答。这个问题应该分两个步骤来回答：一，这部小说当时为什么吸引了那么多读者，获得了那么大的名气；二，作者自己为何特别喜爱这部小说。 首先应该从社会小说的发展谈起。自晚清开始，随着梁启超等人所提倡的“新小说”运动的兴起，小说类型划分法开始出现。“科学小说”、“政治小说”、“社会小说”以及“侦探小说”等名字开始广泛流行。自1902年《新小说》创刊，在小说的目录前，开始加上类型的标签，比如1903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样描写社会现状的小说，标题旁边就写着“社会小说”。但是这个名字在当时众多的小说类型中并不突出。直到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当言情小说、黑幕小说的浪潮滚滚而来，社会小说的浪潮也开始在社会上流行起来。1919年李涵秋完成《广陵潮》到1924年张恨水开始写《春明外史》这段时间，正是社会小说最为繁荣的时期。《广陵潮》的出现，引发了一大批以“潮”命名的小说，如《歇浦潮》、《人海潮》等等，都是社会小说，但是其中多少都有些言情的情节，所以也可以称为社会言情小说。这些小说在当时大量涌现，非常受读者欢迎，当时几乎所有的小报上，都在连载社会小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上海都市社会成长起来的张爱玲，还能记得当时社会小说的盛况，而且她自己和家人亲友，也多半都是这些小报和小说的热心读者。 社会小说的广泛流行，有着作者和读者两方面的原因。从小说家这边来说，从晚清开始的社会小说创作，发展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已经成了非常大的一股潮流，有着相当可观的作者队伍、发表阵地，并已形成传统。从读者方面来说，自从晚清的新小说运动以来，随着小说的地位向文学的中心位置转移，随着小说报刊的繁荣，培养了相当一大批热衷于阅读小说的读者。二十年代的这批读者，正是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些小说开始培养起来的。这些社会小说，以实录为特点，广泛记载社会现象，搜罗各种社会奇闻，养成了一大批以“新奇”为趣味的读者。本来，在中国的传统文学观中，小说就是一种消闲的文体，在二十年代，除了一部分具有启蒙思想的新文学家和新文化拥护者之外，社会上大部分的人，都仍然是抱着传统的小说观。新文化阵营的知识分子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大量的批判。1923年陈望道就曾以“晓风”的笔名在《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著文批判： 近见各家书店的小说广告，依然把“情节离奇”四字做他“不可不看”的证据。大约文学革命闹了这几年，一般人还同先前一样，爱看所谓“情节”的壳子，爱看所谓“出乎意表之外”的“离奇”的壳子；这就难怪一班最乖的小新闻编辑，每晚死命地找那“情节离奇”的“趣事”，赚取了几个一笑卖给读者们了。我们的知识原来告诉我们：小说重在描出“情状”，不重叙些“情节”；重在“情状真切”，不重“情节离奇”，情节只是壳子罢了，取譬荔枝，情节就像荔枝的壳，情状才是荔枝的肉。而因文艺植根于真，故亦不贵乎离奇，而重在真切。现在他们对于这以真切为生命的文艺也还要求着离奇，那真难怪那些卖笑的小新闻死找些离奇的趣事来充篇幅了。但我颇疑问小说的读者倘爱“情节”又爱“离奇”，那又何不简直多找些小新闻来看呢？[2] 事实上，一般读者就是把社会小说当小新闻来看的。张爱玲就曾经说过，她喜欢看社会小说，并不是为了艺术，而是读一点有趣的新鲜的事实，把社会小说当成社会纪实文学来看的。所以当时的社会小说，多数都有很强的新闻化的特点。而社会小说的很多作者，同时也具有报人的身份，这是一个传统，如晚清社会小说的作者李伯元、吴趼人等，本身就都是报刊工作者，本身兼具报人和小说家两种身份，而这两种身份，又是彼此密切相关的。这个传统，张恨水也继承了下来。他在整个民国时期，都始终是兼具这两种身份的。作为报人，有机会广泛接触各种社会生活和人物，并得到许多新闻和内幕。在二十世纪初的一、二十年内，“黑幕小说”的流行，也是社会小说的一大特点。一般人喜欢阅读社会小说，喜欢它们提供的各种社会新闻趣事，但并不是任何方面的社会生活都是他们所喜爱和关心的，一般人所喜爱的，都是名流政客或名伶、名妓或姨太太等人的内幕，至于一般工农大众的生活，则少人关心。这种黑幕流行的风气，新文学阵营曾经对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918年9月《东方杂志》第15卷第9号，载《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告小说家勿再编写黑幕一类小说函稿》。文中说：“近时黑幕一类之小说，此行彼效，日盛月增。核其内容，无非造作暧昧之事实，揭橥欺诈之行为。名为托讽，实违本旨。况复辞多附会，有乖写实之义；语涉猥亵，不免诲淫之讥。此类之书，流布社会，将使儇薄者视诈骗为常事，谨愿者视人类如恶魔。”罗家伦在《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中，也指斥黑幕小说的恶劣风气：“这一种风气，在前清末年已经有一点萌孽。待民国四年上海《时事新报》征求《中国黑幕》之后，此风遂以大开。现在变本加厉，几乎弥漫全国小说界的统治区域了！推求近来黑幕小说发达的原因，最重要的有两个。第一是因为近十几年来政局不好，官僚异常腐败。一般恨他们的人，故意把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家庭，描写得淋漓尽致，以抒作者心中的愤懑。当年《孽海花》一类的小说是这类的代表；不过还略好一点，不同近日的黑幕小说的胡闹罢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近来时势不定，高下二等游民太多。那高等多出身寒素，一旦得志，恣意荒淫。等到一下台，想起从前从事的淫乐，不胜感慨。于无聊之中，或是把从前‘勾心斗角’的事情写出来做小说，来教会他人（上海确有这种人）；或者转看这种小说，以味余甘，——所谓‘虽不得肉过屠门而大嚼’的便是。那下等游民，因为生计维艰，天天在定谋设计，现在有了这种阴谋诡计的教科书，为什么还不看呢？从这两个大原因，于是发生出许多的黑幕小说来。诸位一看报纸就知道新出的《中国黑幕大观》《上海黑幕》《上海妇女孽镜台》等不下百数十种。《官场现形记》《留东外史》也是这一类的。里面所载的，都是：‘某某之风流案’‘某小姐某姨太之秘密史’‘某女拆白党之艳质’‘某处之私娼’‘某处盗案之巧’等等不胜枚举。征求的人，杜撰的人，莫不借了‘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的招牌，来实行他们骗取金钱教人为恶的主义。诸君！世上淫盗之事，谁不知道是不好的？何必等这类著小说的人来说一遍？”[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