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达斯已经很富有了，作为佛律癸亚国王，他拥有一个国王所拥有的一切。但看来还不够，他想让整个世界都变成黄金，而他则独享这个黄金世界。终于，他从欠他情分的狄俄倪索斯那里获得了魔法：只要他看见什么，什么就会变成黄金。于是，石头成金石了，树木成金树了，连他的宫殿也金光闪闪。这时，女儿朝他跑来，就在他欢喜地迎上前去时，公主却定住了，成了一个一动不动的黄金之人。他悲伤不已，长时间地哭泣，直到饥肠辘辘，可就在他走向餐桌的一瞬间，食物也变成了黄金。如今，没有什么不是黄金了，他真的生活在一个黄金世界里，但他发现，这也是一个恐怖的世界…… 当我们回到中国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这一段历史中时，也会发现其间强烈的弥达斯倾向。仔细阅读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后期创造社的“文化批判”檄文，就会发现，“文革”时期的“大批判”文章，不论是语句、修辞，还是背后的思维方式，早在1928年就已露端倪。可以毫不犹豫地认定，“1966”与“1928”是有着浓厚的血缘关系的。而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成左翼文学史，也是这种弥达斯血统所孕育的。于是，当“新时期”到来之后，人们在反对极“左”时也一并清算“左”的历史，便获得了时代正当性。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祛左翼化”倾向，便是这种历史的产物，也是那个时代的思想的表征。 但问题也出来了。当“祛左翼化”帮助现代文学学科完成其“拨乱反正”的任务后，当这一倾向释放完它当初所拥有的思想能量后，“祛左翼化”本身也像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当初的全面左翼化那样，成了弥达斯的金杖。假如把“弥达斯倾向”兑换为绝对主义思维方式和历史本质论的话，那么，我们不仅会在后期创造社那里发现它的顽强存在，也会在同样介入论争的“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那里瞥见它的身影①；而与此同时，同样属于左翼文学阵营的鲁迅，正如人们所熟知的，则坚决抵制任何“黄金世界”，拒绝任何“止于至善”的“凝固的”世间②。看来，绝对主义思维方式和历史本质论并非为左翼阵营所独有，也为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分享，而左翼内部同样有人致力于松动凝固了的世界关系。然而，这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性，却在“祛左翼化”的强劲势头中被省略了。人们更愿意给予梁实秋以完全的正当性，鲁迅也因为“向左转”而丧失了对于他“转变”的复杂机制重新解释的耐心，更没有产生过丸山升式的提问：鲁迅“对于马克思主义，不是将自己整个投入其中，也不是相反的全部拒绝”[1](P44)，那么，他“把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方面容纳”了[2]？ 为什么在致力于清除历史中的那种弥达斯倾向时，自身使用的就是弥达斯逻辑——清除所有的“肮脏之物”，把世界重新“洁净化”？这种历史的悖反之因恐怕深藏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深处。因此可以说，清算极“左”历史的荒谬结果，并不是靠清除所有“左”的元素就能完成的。东欧作家在总结他们的历史时，就拒绝将一种结果单纯归咎于“东方”，而是在“东方”和“西方”的共有逻辑中寻找答案；与此同时，也拒绝将一种毒瘤视作外在于健康肌体的那种幻觉[3]。他们致力于做的是将一个单一的黄金世界还原为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而不是兑换成另一个黄金世界。 重新思考中国30年代左翼文学，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反思我们自身的弥达斯倾向，反思我们在告别了一个历史时代时，如何又无意间延续了那个时代的思维逻辑，反思我们又是怎样将历史本质化，把部分视为整体，把结果推论为过程，把复杂的历史现象和丰富的思想内涵，简单化为一套单纯的逻辑观念。与此相应，则是建立关于历史的分层意识，也就是说，不再把左翼文化理解为一个不加区分的整体而加以肯定或否定，而是理解为一个有多种要素和形态构成的复合体而切入其中，从而走向方法论的自觉。 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学人已经做了可贵的努力。比如，朱晓进几年前就提出“左翼”和“左联”应该作为不同的概念[4]；葛飞也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试图重新勾画“左翼”的外延[5]；程凯则通过细密的历史考察将“革命文学”的历史延伸到国民革命时期[6]，并对“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做了明确的概念区分[7]；辜也平通过发掘福建泉州的地方史料，考证出安那其主义在中国不仅是一种思潮，也曾经是一场区域性的社会运动[8]……与此同时，近年来日本中国左翼文学研究的翻译和介绍，也在帮助我们重新认识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各个层面和丰富内涵。在刚刚翻译出版的《鲁迅·革命·历史》一书中，就可以发现丸山升早在1975年就已警告过日本中国左翼文学研究中的那种“依赖‘历史本质论’”[1](P203)的倾向。他提醒日本研究者不要性急着去区分“正统”和“异端”，并对“异端”展开批判（很像我们的“文革”和“十七年”），或者“相反的去进行‘极端’的再评价”（很像我们的“新时期”），而是“再次调查、重新构成当时的问题状况本身”[1](P02)。（不是终审式地判决：“历史不该发生！”而是追问：“历史这么发生时是基于什么样的问题，并处于什么样的‘问题状况’？”）作为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和“红色中国”的支持者，他甚至帮助我们描述了一个弥达斯式的“黄金世界”如何在中国50-60年代逐渐成形。比如他写道：“随着党的地位被不断抬高、绝对化，慢慢地它就被从构成现实中的‘党’的各个成员的现实具体行动隔离开，成为抽象议论的对象。”[1](P198)而其中的那种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又可以翻转过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新时期”的弥达斯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