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6)01-0075-08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叙述中，“左翼文学”长期以来仿佛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在一般的理解中，它指现代文学历史中一批政治上隶属或同情于革命政党，尤其是共产党的作家所进行的创作，他们在革命政党的影响或领导下所进行的带有政治性的文学活动被称为“左翼文学运动”。 不过，这样的概括不足以充分反映“左翼文学”的历史规定性。因为，这一概括同样可以部分涵盖与“左翼文学”相关的其他文学形态，比如“革命文学”、“延安文艺”、“进步文艺”、“社会主义文艺”等。事实上，现在许多人正是从这些文艺形态的延续性和共通性出发将其视为一个整体，笼统地称之为“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传统。这样的用法就批评而言有其合理性，就“史”的意义来说也有相关必要性。毕竟，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个被诸种革命观念所主导和推动的政治潮流，抛开具体的政治差异，就整体而言的革命理念与政治模式在中国现代进程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发挥了何种影响是很值得估量的问题。相应的，近现代文学史上也一直存在与“革命”相配合的文艺形态，因此，从宏观角度就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以及它们在文学史中的位置做一整体把握也是必要的。不过，整体的把握要建立在对具体历史形态研究的基础上，然而对“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的整体理解并未真正有效地在“史”的层面展开，而是过快地从“史”的领域滑落到了批评领域或者说与批评话语纠缠在一起。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1927年到1937年间的革命沿着两个方向展开：“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并提到：“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这一问题已经一定程度上把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看成并行的，由此足以引发关于两者关系的认真思考。但这一表现还在没有充分问题化的情况下变成了历史结论，并且成为一整套“革命文学”历史叙述的基点。而这个“革命文学”传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现代文学的主线，覆盖了其他的线索，并在“革命文学”内部建立起“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延安文艺”——“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层阶。“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要从这个“革命文学”的历史叙述中挣脱出来。种种“非革命文学”的历史叙述所抵抗的其实不是那个历史上存在的“革命文学”或“左翼文学”，而是一个突出文学政治性的历史叙述框架。由此造成无论在尊崇革命的年代或告别革命的年代，“革命文学”、“左翼文学”都是一种“共称”，不单是历史概念，更是批评概念。它们或在革命年代意味着“有革命价值”的文学对立于“不革命”、“反革命”的文学，或在“后革命”年代代表“政治性的文学”、“社会关怀性的文学”对立于“非政治性的文学”、“纯文学”。无论哪种用法都是赋予“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以一个整体性想像，而去除其复杂的历史面貌。在此层面上，“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本身的历史规定性反而显得不重要了。 就历史研究而言，“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社会主义文艺”等概念应有各自的历史规定性。我倾向于将20世纪20年代以鼓动革命为目的的文学言论称为“革命文学”，将三四十年代以对抗资产阶级政权、宣扬无产阶级革命或其他革命理念为特征的文学实践称为“左翼文学”，尤以“左联”为其代表。至于40年代兴起的“延安文艺”以及建国后推行的“社会主义文艺”则更有异于前两者。这样的区分主要依据的是各种文艺形态在文学观念、政治指向和文化生存形态上的差异。 “革命文学”时期对于文学的理解基本延续了五四建立起来的文学观念，强调文学作为情感表达的作用，革命观念的引入没有根本触动原有的文学观，而是在两者间建立起嫁接式的关系。同时，这一时期“革命”的内涵呈现混杂状态，各种“革命”状态融合在一起：从书斋式的革命想像到小范围的社会改造，从民族论的革命言论到阶级论的革命理想，从政治革命的实践到社会革命的尝试。相应的，“革命文学”的言论也是多样而混杂的：以“文学”为“革命”的“革命文学”，反对文学的“革命文学”，诉诸模糊政治立场的“革命文学”。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革命文学”言论基本以个人面目出现，即便是革命党人的文学言论也不具备指导性。这背后的问题在于，“革命”自身没有对文学提出明确的要求，因为，这一阶段的“革命”，特别是2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国民革命”本身就是各种理念和政治力量调和与妥协的产物，“革命”尚未找到或澄清自己的主体。 因此，从“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的根本转折首先在于“国民革命”的破裂，一个内涵相对清晰的“无产阶级革命”从混杂的“国民革命”中挣脱出来，有了自己独立的形态并很快占据了“革命”的主导位置。虽然国民政府亦自称为“革命”政府，但在一般人的理解中，“革命”就是共产党所进行的政治活动或其他形式的反政府运动。同时，“无产阶级文学”的观念亦在此时逐步澄清，它不再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而是要将文学的使命从“观照”、“表现”扭转为一种意识斗争意义上的“实践”。艺术家的目的也不再是成为“革命”的艺术家，而是要意识到在现有社会制度下作为艺术家的虚假，转而把握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投入推翻现有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但革命观念的澄清、文学观念的颠覆只是构成“左翼文学”成立的一方面条件，更重要的还有它的生存形态给它带来的规定性。这牵涉到“无产阶级革命”在30年代遭遇的悖论，一方面是观念和行动的激进化，但另一方面则是资本主义制度和政权的日益巩固。相对于20年代的“大革命”，30年代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可能性在削弱。在承认现有资本主义政权会长期存在的前提下，革命的领域将不能仅仅限于政治、军事行动，一切可能对现有制度构成批判的因素都要调动起来，这就包括要利用和推动文化领域内的批判力量，造成新的“革命文化”。因此，便会出现共产党策划组织“左联”、“社联”的举动，以此平息内部纷争，吸纳各种反政府的文化力量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政权的反抗。所以，“左翼文学”的规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特定的文化生存形态——既对抗于一个现有政权，但又是在这个政权的控制下生存。它虽然接受革命政党的领导，但其文化生产方式则是资本主义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