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01(2005)05-0086-06 四 穆木天的“乡情”是不会停留在这种“变形走样”中的。他自身也是矛盾的，他在《谭诗》中强调“纯诗”是“国民的生命”与“个人的生命”相“交响”，“国民文学的诗，是最诗的诗”。他写于1925年的诗《心响》和《告青年》就真切地表现了他粗犷的性格和眷念故土民生的情感。因此，东三省的日见沦亡，“亡省之苦痛”，使他必然要走出梦幻，面对真实，自觉地在生养了他的那片土地的文化中追寻自己的生命之根，确立自己与那片土地相联系的真正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意识。这种民族精神和文化意识的形成，决定了他与鲁迅同样，投身于左翼文学。 穆木天的散文《我的诗歌创作之回顾》、《秋日风景画》等，生动地追述了1929年他返回故乡吉林市的情景，去蛟河，到敦化，翻越崇山峻岭，他眼前出现的是一望无际的青葱幽绿的黄松树林，奶子山蕴储的黑油油的煤块，长白山上直径有五六尺的耸天林木；散文《雪的回忆》与诗集《旅心》中的《落花》、《江雪》就迥异，能使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东北风雪的强悍性格，以及凛冽中的温润，是雪孕育了这里的乡风民性，勾起他无尽的乡情；《谈“太平歌”》则是对幼年时代就渗入自己灵魂的“乡土艺术”的深情回忆。我认为，我们只有在这里才能发现穆木天加入“左联”后创作的文化底蕴：他要让东北文化不致因为那片国土的沦丧而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他在通过地缘文化来维系我们与那片沦丧的国土的精神联系。这使置身于上海的穆木天对有关东北的消息有特殊的敏感，言辞也相当激烈。在发表于《申报·自由谈》上的杂文《谈地图变色》中，他针对报纸上说美国杂志和加拿大某公司广告所附地图与日本地图一样，把东北与日本涂以相同的颜色，他说这是“明人不做暗事”，而中国地图原封不动保留东北却是“盖着盖儿摇”。 我读1934年上海的《申报·自由谈》、《现代》等报刊发表的文章，发现穆木天（还有李辉英）这样的声音是不多的。一向关注思想文化和文学领域中问题的鲁迅也表现出与之相一致的精神指向。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文章，对“山海关失守”、“热河战争”、“‘国联’调解”、“北平大学生逃难”、“古物南迁”、“航空救国”等政府面对东北沦陷的一系列举措以及由此引发的事件，一再发表评论，矛头直指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这是当时的舆论界让人“谈虎变色”而为之噤口的话题，但他执意提出所针对的就是文坛现状。如早在“九·一八”事件后他的那篇《“友邦惊诧”论》，说的也是“五四”以后发展着的“新文化”：如果我们失去的不是“东三省”而是“江浙”，我们的文坛会有怎样的反应；但丢掉了“东三省”，我们的“文化”却照样可以做“小品”，谈“风月”，说“幽默”，搞“曲的解放”，以显示我们是“最艺术的国家”，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读一读鲁迅收入《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中的这些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的杂文，有助于我们对穆木天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那些言论的认识。穆木天针对文坛上“幽默文学的发达”，小品文、随笔的盛行，称之为“心境主义的文学”，认为这是在“回避现实”，“是反映着中国士大夫与公子哥儿文人之颓废性的传统性”（《心境主义的文学》），他主张“心理解剖”，反对“心境的排泄”（《心理描写》），批评“小说之随笔化”（《小说之随笔化》、《随笔与小说》），他甚至提出“写实的小说”“表现大的题材，广泛的繁杂的现实”，最好不用“第一人称写法”（《谈写实的小说与第一人称写法》、《再谈写实的小说与第一人称写法》），等等；这些看法只有置人他与被丢掉的“东三省”的那种非“流亡者”所难有的精神联系这一背景中，才能深刻认识他这么说的意向和意义。我认为，虽然穆木天与鲁迅在“翻译”问题上曾发生争论，这反映了穆木天对“凡是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现在几乎都被聋哑的制造者们堵塞了”[1](P278)的现实认识不足，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与鲁迅相一致地心系“东三省”，并以此对文坛现状展开批评。穆木天由东北到上海在“左联”时期的情况，与萧军、萧红投身左翼的情况同亦有不同：“同”，表现在他们都与那片沦丧的国土保持着精神联系，由此而对文坛现状感到悲观；“不同”，则因为年长的穆木天作为创造社发起人，与创造社同人在观念、人事上的因缘关系，限制了他对鲁迅的理解，他较多地受到左翼文化中的弗里契社会庸俗学的影响。直至1939年抗战爆发后，他对鲁迅有了真正的理解。① 穆木天作为“老”作家，当他真正触摸到东北沦亡这一中国社会现实后，他对现实的认识也自有深刻之处。如他为1936年由上海新钟书局出版的他的《平凡集》所写《自序》中说：“大地生出来的孩子，是想要把自己的生命同大地的步调相一致”。这种自认“平凡”而足踏在中国的土地上面对现实，是与30年代文坛上以鲁迅为灵魂的左翼文学相一致的。这使穆木天作为“左联”中从“五四”走过来的“老”作家，不同于革命文学倡导者对“五四”的简单否定，他在“三诗人（王独清、徐志摩、郭沫若）论”中充分肯定了“五四”文学变革的意义。他更明确反对当时文坛以至学界以“‘五四’人”自居而把“五四”作为“招牌”以另一方式消解“五四”的倾向。对此，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查旧账》、《打听印象》、《吃教》等杂文说得更为明确，提出这是“五四”人“吃‘五四’饭”，类似于“吃教”，把“五四”当作“上天梯”[2](P311)；他针对这种倾向提出“查旧账”，说：“翻开账簿，打起算盘，给一个结算，问一问前后不符，是怎么的，确也是一种切实分明，最令人腾挪不得的办法”。[3](P232)穆木天在《平凡集》中也有一组针对现实谈“五四”的文章，如他在《封建之复活》一文中提出新文化落人“士大夫与公子哥儿文人之颓废性的传统性”，追溯其根源说“在‘五四’以后，帝国主义尽量地使中国一部分人回归于封建”，“他们暗示我们去顾中国过去的封建的贵族的世界，说那是最美的，为西欧艺术所不及。这便使我们回避现实，……尊经，重古文”，所举例证之一，就是“‘五四’时代作新诗运动作国语运动的法国国授博士刘半农先生，也大作起文言文了”。触及前述“五四”后出现的背离“五四”精神的“世界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相支撑、相依附的新文化发展倾向。穆木天在《启蒙运动》一文中，针对“大学毕业生不知赤峰在那里”，不知“‘满洲国’的铁路网之完成，为完成日鲜满交通最短距离，正在修筑罗津港”等事实，提出“对于现在的文学青年，我们应当切实地作一番启蒙运动”。这些文章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在三十年代中国，东北，就是作为整个中国、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牺牲品而存在的，是被中国所遗弃了的一块土地”，“牺牲了他们，别人感觉不到痛苦，感觉不到自己即将被牺牲的命运，也就更能换取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暂时的和平和虚假的安宁”——这是“世界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文化倾向所导致的“中国当时主流文化和诸多非主流文化的一个不成文的法则”。[4](P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