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青春文学呈现出继续分化和重组的迹象，但分化与重组之后，究竟如何命名并在何处着陆？青春文学写手反而显得更加困惑和茫然。如果说以往的青春文学写手因其自身的“弱势”地位而宁愿半推半就地接受“80后”的集体称谓，那么这一年，他们更倾向于依靠自己的实力和名气脱离“80后”。只是在这个从群体到个人的转换过程中，青春文学写手固然试图从狂妄转向自省、情绪转向理性、成长转向成熟、表达转向写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寻找到了一条通向文学的特异的路。沿袭前辈作家的写作路径而赶超前辈作家，不单意味着青春文学写手将重蹈他们曾经所颠覆的当代文学观念的“旧辙”，而且漫长的实力储备期、结果的不可预见都与“出名要趁早”的写作目标背道而驰。由此，相当部分青春文学写手试图与市场联手打造一个与当代主流文坛抗衡的“另一个文坛”，但他们竭尽努力的结果却是打造了一个隶属于市场之下的“娱乐圈文学”。于是，一系列问题纠缠不清：“另一个文坛”将给予他们怎样的一种解放？“另一个文坛”是否与所要颠覆的当代文坛藕断丝连？他们是否能够具备自主性的自由空间？尤其，2005年青春文学现象究竟蕴含了哪些多重的内在矛盾？ 图书资助人与明星代言人的联袂操演 考察2005年青春文学现象，首要关注的就是图书资助人现象。随着1990年代市场经济为中心的确立，思想文化观念的转型，政府不但使出版社完成了“断奶”，而且还直截了当地鼓励出版社成为自负盈亏的图书资助人。一时间，出版社在图书市场的投资不仅合法，而且时髦。各家出版社专门为自己寻找最佳的象征投资代言人，并且与媒体一道将图书出版的规模、影响做大。于是，在青春文学市场上，出版社踊跃地成为青春文学的第一资助大户。各家出版社为了在第一时间抢占青春文学市场的制高点，通常宁愿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出资培育自己的青春文学明星代言人。可以说，对于2005年青春文学而言，一个触目所及的现象就是：在文学的名义下，一个造星工程正被出版界、媒体与青春文学写手一道热火朝天地操演下去。 但是，在这个操演的过程中，出版社作为图书资助人，对资助的图书几乎缺乏判断意识，陷入一种集体思考的纷乱之中。这表现在：其一，图书招标常常只依凭市场的假象做出判断。似乎只要是青春文学类图书，就是紧俏商品。2005年青春文学图书市场不断地被人指责为泡沫市场，就是因为出版社资助的产品不仅没有对图书的文学质量进行检验，而且没有对市场的跟风现象进行有效的规避。自己花钱欺骗自己，这是2005年图书资助人的一个难以诉说的苦衷。其二，图书订货电是同样情况：一窝蜂地带着青春文学流水线上的批量产品披挂上阵，看上去颇有点豪赌的气概和性质。究其原因？图书资助人不仅漠视了文学的规则，而且也轻视了市场的规则。其实，文学的规则与市场的规则虽然是两码事，但并非互不相干或完全背反。市场倾心的固然是产品的销售额，但真正获得顾客青睐的最终还是产品的质量。尤其，青春文学图书市场，如果说以往它曾经由于市场的空缺而奇货可居，那么这一年则由于市场的拥挤而开始滞销。这样，随着一个逐渐完善的青春文学图书市场的运行机制的建立，市场的规则应该是：出好书不吃亏。当然，出版社资助图书，很难说是为了图书本身，也很难说是为了文学本身，但资助没有质量保障的图书如何算得上有眼光的图书资助人？即便以纯粹的商业性目光来看待书市，也应该打造好的商业性图书。 由此，我们应该追问：2005年，图书资助人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资助？出版社虽然各有各的路，却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让青春文学写手以明星的姿态进入“星”光大道。 春风文艺出版社率先登陆“星”城。春风社虽然不是强社，也不是大社，但从开发明星品牌效应的经验来讲，它的确是一家名社。2005年，春风社不仅不改初衷地力挺郭敬明，而且为他投入了更多的资金、提供了更大的自主权。当然，“春风”一如既往地支持郭敬明的主要动因是春风社格外珍惜自己苦心打造的郭敬明的“青春文学掌门人”的金字招牌。依照出版社投资的长线眼光，“春风”请郭敬明作为青春文学产品的推广大使、《岛》书系的主编，不仅可以继续与郭敬明一道双赢地分有《1995-2005夏至未至》和系列丛书《岛》带来的商业利润，而且还可以通过郭敬明的作家、音乐人、图书总监的三栖巨星风采招募新的明星推销员。譬如，春风社年初在图书市场上力推的长篇小说《年华是无效信》的作者落落就是在巨星郭敬明的发现中脱颖而出的新星。而青春文学写手一经成为了名人，在作品的真诚性、原创性上竟纷纷大打折扣。《岛》系列丛书和《1995-2005夏至未至》的确文字成熟了许多，但原初动人的情感表达也逐渐浮泛起来。 作家出版社同样倾向于收割那些蜚声于青春文学市场的“腕级”明星。2005年1月和8月，作家社承包了“80后”两位名作者——青春偶像派代言人张悦然和残酷青春掌门人春树的新作《水仙已乘鲤鱼去》、《2条命》的出版权，一举成为青春文学图书市场上的惹眼事件。2005年11月，它出版了青年文学畅销书职业写手饶雪漫的新作《糖衣》。其中，作家社对于《水仙已乘鲤鱼去》、《2条命》报以大期待。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作家社在力捧两位作者之时，更着意于渲染她们重新诞生的新神话。然而，细读作品之后，无论如何都难以信服。《水仙已乘鲤鱼去》不仅没有推进她在小说上的实验，反而退回到随俗的叙述模式；《两条命》中的遇断和好孩子楠楠身上合成了春树挣扎的身影和心灵，一些情节、人物多次出现作者生活原生态的迹象。那么，作家社为何塑造一个如此夸张的神话？它是否意味着经济对文化的影响手段？ 长江文艺出版社作为制作畅销书最强的一家大牌出版社，自然不会看轻青春文学图书市场。1月，由金丽红和黎披主持，图书策划人安波舜担当责编，在“弘扬健康阳光青春文学”的口号下，推出了16岁少女夏伊的《云上的日子》。同月，长江社重金打造饶雪漫最新作品《校服的裙摆》，决心将其打造为2005最值钱的头牌作家。8月，发行了饶雪漫的四位得意门徒的青春疼痛系列小说：《裙摆摇摇》。9月，长江社出版了颜歌的《良辰》和孙睿的《草样年华2》。其实，这些出版行动表面上看不出长江社的高明之处，包括“弘扬健康阳光青春文学”的口号本身没有任何新鲜之处。长江社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别有特色的企宣方式：依靠细节，塑造明星，推动发行，正如金丽红说：“我们是跟细节要发行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重视细节固然是一种高明的营销方式，但细节策划得再好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宣传方式。如果将推出的作品仅仅当作商品，而不是一种具有文学品质的作品，仍然是一种外行的不划算的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