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的繁荣与影视剧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文学基础，为银幕和荧屏增添了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 进入新世纪，由于作家们普遍看重长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市场化运作的相对成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都在以稳中有升的姿态持续发展。2005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大致上也是在这样一个基本态势下开局和收尾的。 从总体的阅读感受上看，较之于往年的长篇小说创作，2005年间出自于文学名家的作品先后联袂而至，数量显著增多；且许多新作都在选题，立意和写法上，表现出不少新的努力和新的变化。还有，就是包括了这些名家新作在内的长篇小说写作，在观照现实和看取生活上，视角更为切实，视野普遍下沉，更关注“过去时”的历史演进和“现在时”的日常现实，在人物塑造上，作家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社会下层的普遍平民和蓬门荜户的市井百姓，使得许多“小人物”不仅纷纷进入作品，而且成为挑梁唱大戏的主角。在显现题材和题旨取向的同时，重在讲故事的，侧于写断面的，着力写意向的，纷纷登场亮相，表现出作家在表现生活的丰富性和叙事手法上的多种可能性。 乡土谣：是牧歌又是挽歌 这些年，乡土题材写作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一直没有间断。但在叙事手法和写作态度上，较之以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小说的内容构筑不一定以故事为主，而是一种细琐的事象和连缀的片断，向乡村生活的原生态逼近；而作家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描写对象，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味地铺锦列绣，莺歌燕舞，而是以一种惆怅的情绪、反思的态度，既抒写其前所少有的新变，又哀叹其不该逝去的恬静，把作者的怀恋与困惑一股脑地端了出来，让人们在阅读中进入对当下乡村现实的沉思与反思之中。 年初，阿来拿出了新作《空山》。作品以细节化的现实图景，深切叩问一个小人物和一个小山村的悲辛命运。卷一《随风飘散》，写小男孩格拉，如何因人言而被虐杀；卷二《天火》，写藏乡机村怎样为激进的时世所摧折。无论是写格拉的冤屈，还是写机村的颓势，阿来都没有在事件本身上花过多的笔墨，而是把笔力放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和不可遏制的压力，人们情感上和精神上的艰难承受与痛苦变异的过程。事实上，经由精雕细刻的细节描画和从容不迫的叙事节奏，人们看到了那种由小到大、由外到内的外在打击，是如何在机村人的精神世界激起回响，撞出创痕，并在人生的被改变和命运的被改写中，发出无声的哀叹与无言的抗争。与这种注重心理状态的细切描画相适应，作者的语言是温和的，情感是内敛的，这种哀不放声，怒不形色的写法，更加加重并深化了作品的情感底蕴，使得整个作品有一种雄浑沉郁的情感的力量在暗中运行，而且以其“于无声处听惊雷”般的内力，隐隐地感染着人，深深地撞击着人，让人们更多地从人之常情、事之常理的角度，去同作者一样诘问和思量一个少年被戕害和一个村庄被折损的蹊跷命运。 著名作家余华携新著《兄弟》在上海书展签名售书 南山摄／CFP 凹的《秦腔》，则动用了他一直珍藏在心底的关于家乡的积累、记忆与困惑。作品在时代大背景和社会大变革中，写了农村的新旧交替与农民的游离土地。一边是新兴商品经济不可阻挡的强劲冲击，一边是传统村社经济的江河日下与日益解体，农民们在忙活家常生活的同时，无不对目下的出路与今后的前景感到惶惶然、茫茫然。关于村社文化的式微，关于秦腔艺术的衰落，都使作品带上了浓得化不开的悲剧氛围。作品像是借用苍凉而悲怆的“秦腔”，在为现代乡土文明的悄然变异吟唱一曲悠深致远的挽歌，让人惆怅，引人深思。因为语言表述的方言化和叙事的“鸡零狗碎”，《秦腔》这部作品不是很好读，这也跟作者原先只是作为个人笔记而写作，没有过多考虑读者的接受有关。可能也与作者在叙述视角上的常态的、变态的和奇异的多向复合不无关系。 与上述两部作品明显不同，毕飞宇的《平原》，是以清新引人的乡土故事取胜的。在这部长篇新作里，作者以充满乡土质感的丰沛感觉和丰饶细节，讲述了苏北乡村少年端方在一个特定年代里的充满坎坷的生存状态与成长经历。作品给人深刻的印象或唤起人们沉重记忆的，是“文革”期间弥漫于日常生活的乡村政治，以及无处不在的政治权力对农人的有形无形的制约——包括应有的尊严、自发的爱情、当兵的夙愿。在这里，无告与无奈交织在一起，让你权且活着但又活得惆怅而憋屈，让你怀有理想但总是得不到真正的实现。因而，那些生长于和成长于“平原”的普通农人的人生，其实并不平坦和顺遂。在如何把作品既写得好看，又耐得起咀嚼上，《平原》无疑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小说文本；在揭示乡村生活在现代以来的如何走向了政治化，以及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和几代农人的成长方面，这部作品无疑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文本。 一直醉心于现实题材的刘醒龙，推出了潜心六年写就的长篇三部曲《圣天门口》。作品的时间跨度从上个世纪的初期到晚期，将近一个世纪，人物谱系有雪、杭两大家族，国、共两大势力，围绕两大家族和两大势力也称得上纵横交织、林林总总。小说虽然头绪繁多、故事繁杂，但纠结于雪家、杭家的世代相争的主线索的不同政治力量的斗争、不同文化信仰的较量，以及串结其中的情爱纠葛婚恋恩怨，主要揭示了崇尚暴力与暴力革命在推进历史的进程之中显而易见的双刃性：它一方面通过集权的方式、极端的手段加速了政治目的的实现，使传统的乡间走向了现代化、革命化；一方面又以血腥的争斗和惨烈的后果，把人际关系简单化，把社会生活粗鄙化，从而使传统乡间的人文伦理和田园梦想日见稀薄，甚至风光不在。作者在这样一个主干故事中描述的鄂东地域的区间革命史和乡间演变史，是让人荡气回肠的，又是蕴涵氤氲的。由这样一个悲壮又悲怆的“天门口”沧桑演变构成的历史长叹，是激人猛醒的，又是引人长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