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里又一次追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只能是当代的追溯，借用一个“后现代”的词语，是“当下”的追溯。 在“五四”新文学倡导过程中，发难者们已经开始了对其发生过程的描述——也包括近距离的追溯。早有人说过，20世纪以来的中国大体十年一变。每一变都会引发文化观念与评价尺度的一系列变化，同时人们会对历史有一番新的阐释，有一番热闹的争论。被关注的历史阶段会有所不同，而“五四”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始终是被关注的热点。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并不平静，但毕竟没有战争，没有“运动”，在看似乎稳的社会氛围中，中国知识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变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视角。 1993年，郑敏先生发表《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以独特的角度切入“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文章的冲击力和思考深度尤其体现在对“五四”新文学发难者思维方法及其历史影响的概括：“更能提高我们对自己的文学史理解的清晰度的，是那些选择的具体现象背后的决策性思维，简而言之，我们一直沿着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推动历史：拥护—打倒的二元对抗思维。”郑敏先生尖锐批评“五四”文学革命形成的“正统逻辑”：“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对待矛盾的封闭式的思维，是简单化的二元对抗逻辑。” 《世纪末的回顾》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十几年过去之后，我们更能够感受它的震撼力和影响力。如今，“二元对立”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和论文中使用率极高的词语，而且无一例外地用之于贬义。 郑敏先生质疑“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的理论依据是解构主义。她说明她的评说和结论是“从今天的解构思维来看”。 郑敏先生认同并热情赞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德里达的著述由于其构思复杂，表述曲折，旁征博引，文化内涵多元，读起来自非轻松，但其美感有后现代雕塑的素质，每换一视角，迁移一时空，都会发现新的内涵，以‘迪’论为例，即使读过十数遍，也仍感自己的疏漏之处比比皆是。”“作为中国当代人的我们如果能耐心读德里达的经典著作与新著，会惊讶地找到一些关于我们自己亲历的历史判断。”（《解构主义在今天》） 德里达在他生命最后的谈话中说，世界上可能有几十个“非常优秀的读者”在读他的书。这几十个“非常优秀的读者”中，应该包括中国的郑敏先生。 郑敏先生以“耐心”的研读和辨察认同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中，有谁曾像郑敏先生那样深入地钻研德里达的著作吗？我们大多数只是通过西方文论的中译本，获得着对于解构主义的一知半解，何况德里达著作的中译不少是从英译本转译的，其“信”的程度难免可疑。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特定的时代气氛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往往依照对于德里达理论最易理解最易接受的诠释，将“构思复杂，表述曲折”，难以言说甚至不可测度的解构主义哲学，聚焦于锁定于对“二元对立”的批判与颠覆。 我们认真思考过颠覆“二元对立”意味着什么吗？ “二元对立”并非结构主义者的发现，它有十分久远的渊源，是人类有史以来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不但西方希伯莱文化传统和希腊柏拉图理性主义思想传统中都包含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同样以二元对立作为基本的概念模式。天／地，阴／阳，好／坏，善／恶，美／丑，真／假，上／下……二元的区分与判定，虽然被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人群赋予过很不相同的、甚至相悖的涵义，然而正是这种区分与判定，以及德里达所说的“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等等方面沿着另一个单项”，为各种形态的人类社会、为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们提供了信念和精神支撑。 德里达以自造的关键词“differance”（中译“延异”或“异延”，音译“迪菲昂斯”）挑战“二元对立”。德里达指出：“在一个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中，我们见到的唯是一种鲜明的等级关系，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那么，“解构”要做什么呢？“解构这个二元对立，就是在一特定的契机，将这一等级秩序颠倒过来。”（《立场》）德里达以“延异”颠覆他所命名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或“在场的形而上学”，即作为本源的终极真理。解构主义不仅力求撼动西方文化赖以支撑的基石，而且其颠覆标的指向了人类各民族社会形成以来最基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郑敏先生热烈赞扬解构主义划时代的意义，她说：“这古怪的‘迪菲昂斯’正在揭开思想史全新的一页，结束了20世纪以前所有的一元论、二元论，引进了当代的多元时代。多元时代的灵魂正是‘歧异’和由歧异推动的‘变’和由变引来的无绝对真理、无绝对中心、无绝对权威的新历史阶段。”（《解构主义是否已过时》）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活力四射。他解剖过列维－斯特劳斯、海德格尔、胡赛尔、弗洛伊德、拉康、福柯等大师的学说，而他的解构理论也被别人所解构。解构的手术刀似乎无往而不胜。所有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思想家都难逃解构的法网。一些西方学者在惊叹解构主义理论的犀利性的同时，对其历史意义的评价持审慎态度。例如乔纳森·卡勒在介绍德里达的文章中问道：“倘若我们在二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后再回过头来看德里达，时间还会证明他在哲学史中曾经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吗？还会认为他参与创立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和解释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文本理论吗？那个时候人们还会把他看作是一场思想运动的发展和调整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吗？”（《雅克·德里达》）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领悟解构主义的颠覆性之前，就接受了解构主义对“二元对立”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