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来寻找“五四”白话的源头，当然可以从晚清入手。再早，如胡适所做过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来认定白话的“古已有之”，那只能看作是《新青年》同人们高举新文化大旗的一种策略。半部《白话文学史》，只是要增强用古代资源打倒眼前顽固堡垒的力量。至于“五四”时期的白话，自然不会是空穴来风。仅仅是几个留美青年学生来来回回写信做诗讨论一年多，也不会即时产生。所以，注意“五四”前社会上除了“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①的势力之外，文学书面语究竟发生了什么样子的变化，已经有了哪些形态上的准备，这才能说清楚“五四”白话的来龙去脉。 我觉得可以从“松动的文言”和“过渡的白话”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文言的松动并非只是给现代白话的出现制造出空隙而已。一种行使了一千年以上的文言，作为正宗的文学语言，它几经调整，试图适应时代的发展，到了晚清最终适应不下去了。这次的“松动”型调整，是大的调整，调整后虽然不会直接“和平长入”，自动演变为新式的白话（所以“五四”是一场革命，将旧文学语言要彻底赶下台去），却为新式白话的词法句法形成，预先在革新文言的试验中做了准备。 文言小说达到夕阳式辉煌的是《聊斋志异》，晚清民国之间的文言小说家就要数苏曼殊了。许多人推崇苏曼殊，孙中山称他是革命和尚，郁达夫说他“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早已经是不朽的了”②。胡适则不以为然，说他的小说“尚不可比《聊斋志异》之百一”③。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里也没有提他的名字，以至惹动了当时一部分文人的公愤。但平心静气地看苏曼殊小说的文言，确乎已经酝酿了部分现代气象。细细体味其代表作《断鸿零雁记》里的文字风貌，在文言外观下跳跃的是现代人的心律，如：“余反复思维，不可自聊；又闻山后凄风号林，余不觉惴惴其栗，因念佛言：‘身中四大，各自有名，都无我者。’嗟乎！望吾慈母，切勿驱儿作哑羊可耳！”④运用第一人称，表达一个被爱情击中的青年僧侣三郎的内心冲突可谓细致入微，反抗母命的意念也于暗中形成。苏曼殊的思想意识、文学观念比起清末谴责小说的作者不知要新多少，所使用的文言便能尽力容纳人物的心理空间，这就构成了与以往文言的不同之处。 在文言散文领域里，梁启超的“新民体”自然是最出格的，影响也特别大。这种语体的特点我们不妨拿他的重要作品《少年中国说》（1900年）的开头来举例：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虽是文言，但畅达明晰，感隋色彩十分浓烈。接下来，即论“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一段，通篇拿“人”来喻“国”，是这样写的： ……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⑤ 在某种意义上，梁启超将文言部分地口语化和欧化了。这种文言就是他自己概括过的“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⑥这种语体适于输入新词汇、新概念，配合思想启蒙，宣传鼓动，在现代报纸上运用起来正是得心应手。上引《少年中国说》的例子里，仅外国事物词汇一项，就夹杂有“泼兰地酒”（白兰地酒）、“行星”、“陨石”、“埃及”、“金字塔”、“西伯利亚”、“铁路”等等，极大地打破了文言的旧格局。当年为了这种通俗化的文言，梁启超与《天演论》的译者严复曾有过论争。严复不同意文界需要什么“革命”，强调自己的译笔不是给“市井乡僻之不学”看的。⑦梁启超则直截了当批评他的“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并指出著文目的应是“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⑧道出梁启超把扩大读者的接受看作是语文真正归宿的新观念。他针对旧文言“言文分离”的要害进行改造，破除思想封闭而达到“言文合”的目标，显然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总体精神及十几年后的那场“五四”白话文运动，都是相通的。 而用文言翻译外国著作（包括文学）的情况就比较复杂。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为了让外来的译品能突破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重包围，反要使用更古的文言。这是许多翻译家的想法，严复就是这样。不过，据钱钟书重读林译小说得到的感受，认为林纾（琴南）翻译170多部外国小说所使用的，并不是这位后来拼命反对“五四”白话的古文大家所惯用的文体。结论是“林纾没有用‘古文’译小说，而且也不可能用‘古文’译小说”。钱钟书进一步分析林纾的翻译文体，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