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 西川满的理论导师岛田谨二在《文艺台湾》上发表《台湾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试图借助法国殖民者在中南半岛的殖民文学的发展状况等，为所谓“外地文学”勾勒一般性图景。他将殖民地统治划分为三个时期，亦即1、“军事的征服、未开地的探险时代”；2、“采究调查的组织化时代”；3、“物情平稳，移住民开始思图作物心两方面的开发，也就是所谓的‘纯文学’产生的时代”。他认为，“首先军事上，政治上的征服就会有战记和纪行等文献，但文化普及而物质、精神双方面的开拓一进行，才会出现imagination的文学”； 而从外地居住者怀有的心理必然性来说，“其文学的大主题可分为：外地人的乡愁，描写其土地特殊的景观以及土著人外地人的生活解释三种”，并认为这些要称为exotisme（异国情调）文学最为正确。虽然岛田也认识到：“从来的exotisme文学是土俗的外表风俗描写为主，显出易沉溺于众多旁观者所眺望的外在兴趣，而真正把握住居住于其地之人之心理特性的作品极为稀少”，因而提出将“exotisme和心理的现实主义浑融为一体”，以达成真正的对“此地的生活的文艺解释”的作品（注：岛田谨二：《台湾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叶笛译，原载台北《文艺台湾》第8号，1941年5月，译文连载于高雄《文学台湾》第22、23期，1997年4、7月，引文见第23期第178、180页。），但受限于作者的殖民者身份和立场，这种文学实在难以产生。 西川满的《台湾纵贯铁道》、滨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和庄司总一的《陈夫人》被视为日据时期在台日人作家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注：这是叶石涛的看法，反复见于他为三部小说中译本所作的序言中。西川满《台湾纵贯铁道》，1943年7月起在《文艺台湾》连载，黄玉燕译，台北：柏室科技艺术公司2005年2月初版；滨田隼雄《南方移民村》，1941年10月起连载于《文艺台湾》，黄玉燕译，柏室科技艺术公司2004年10月初版；《陈夫人》（第一部《夫妇》）1940年11月由通文阁在东京出版，第二部《亲子》1942年7月出版， 黄玉燕根据鸿儒堂复刻版中译，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改名《嫁台湾郎的日本女子》）。）。就题材而言，《台湾纵贯铁道》属于岛田谨二所谓伴随军事、政治上的征服而出现的战记、纪行文献，而《南方移民村》和《陈夫人》则可视为“物质、精神双方面的开拓一进行， 才会出现imagination的文学”，只是前者更属于物质开拓的范畴，而后者却更侧重于精神方面的描写，在对复杂人物性格和台湾庶民生活细节的细腻刻画中，开掘人性的深度，甚至写出了在现代性、本土性和殖民性的复杂纠葛中台湾人的精神苦闷和困境，因而比西川满、滨田隼雄的不无概念化之嫌的作品更具文学性。 一 西川满在其小说的《后记》中自述道：“我决心以殿下从澳底登陆到台南的升天的期间为经，把从幼时即眼见耳闻的，从刘铭传以来的纵贯铁道的秘话为纬，来描写日本的作家尚无人着手的草创期的台湾。”或者说，小说描写了日本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率日本近卫师团，从台湾北部海岸登陆，继而进占基隆、台北，又历经新竹、彰化、嘉义、台南等战役，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完成了对全台湾的占领，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战记”小说。小说描写的主要对象不外有二，一是日军方面（包括若干支持日军的德国人），二是以台湾同胞为主的中国军民。 在对日军的描写方面，首先，作者着力渲染日军官兵的神勇、忠诚、敬业，勇于为国家牺牲的精神。他们在战前往往摩拳擦掌，积极请战，战斗中则奋勇争先，前仆后继，其“决死的攻击”使得敌军恐惧、崩溃（第189页）。即使战斗受挫被围，他们也发扬武士道精神勇于自戕，如樱井运粮队的作为（第242页）。 作者并将日军将士的“神勇”归于其所具有的“正义感”。如描写日军士兵攻入市街，“宛如一团蓦进的火球似的，那是由于正义感的愤怒燃烧的血肉的炮弹”（第259页）。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却是作者极力将日军打扮成纪律严明、亲民爱民的“王者之师”（第360页）。如在基隆的巷战中，“街民未死一名。 尽管军方不得不忍着对于战策不利的作法，但为了保护良民不得不如此”（第55页）。接近台北，小岛上校认为军队夜里入城恐会惊动善良市民，便命令军队在大池畔露营（第83页）。在进入新竹时，由于军队无处安营，不得已将其部分安置于民家或谷仓，为此日军上校特别谕告部下注意：各人应细心保护安抚人民，万事应以柔顺温和为旨，以一视同仁的精神，发挥皇军的真价值（第191页）。攻入嘉义城时， 日军的榴霰弹落到市中心，引起火灾。那时尽管在交战中，但日军少将命部队先灭火，因此“不知救了多少市民”，发挥了“日本军队的真精神”（第361页）， 尽管这场战斗日军死伤寥寥，但仍急设医院，“是为了受伤的敌兵，以及无辜受炮火波及的街民而建的”（第360页）。敌军尸体中出现几位妇女的尸体，作者赶忙宣称并非日军所为，“军规的整然，实在可以说是日本军队的名誉”（第362页）。 由于日本占领台湾时实际上遇到台湾军民的激烈抵抗，情形十分惨烈，作者有时难免露出“马脚”，如进入西螺时，日军包围市街并放火，火势炎炎燃烧，黑烟冲天，一直燃烧了好几个小时，对此暴行，作者以受到“贼徒”（指抗日军民）抵抗为由，用“不得已”一词轻轻带过（第355页）。而北白川宫发出“扫荡匪贼”的命令， 也是因为有的“匪贼”表面上投降，却以狡猾的手段，再三地射杀日军，因此，“要救真的良民，使台湾成为皇上，除了使其折服以外，别无他法，所以开始彻底的扫荡匪贼”（第269页）。这些描写无异于为血腥屠杀寻找借口。作者甚至将外国人嗟叹日本占领台湾“出乎意料之外的费时日”的原因归于日本政府的“仁慈”和自我牺牲精神，称：“日本政府未一举遣送大军征讨台湾，从最初便有某种程度之牺牲的心理准备，仅以一个师团讨贼徒，同时抚顺此地的住民”（第3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