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特把历史写作看作一种话语形式，“历史写作中明显存在着话语的手段，不仅表现在形式单位上——譬如‘音变’，而且表现在主题单位上——譬如‘内容’的类别和宏观结构”（注：（美）戴卫·赫尔曼主编，马海良译：《新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178页。）；海登·怀特进一步拆解历史建构的行为过程，分析历史写作中庞杂繁琐的操作程序。长期以来对“历史”的迷信终于在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的轰击下粉碎了，“历史”不再被当成一架忠实记录的古朴摄影机，相反，它更像是一个永远不能完形的拼图，其趣味性正在于选择、组合和拼接的过程，历史话语不可能达到真实界，它的全部作用在于培植一种真实性的效果，正如我们紧张地关注、目不转睛地凝视，寻找能够互相接洽的版块，这种对过程的关注代替了对结果的偏执。没有必要再把历史当成神圣的偶像，当众多历史叙事围绕时，我们发现任何一种历史呈现方式都永远无法穷尽事实的真相，因此它的价值也并非在于“记录”的“真实性”，而恰恰在于叙事的“虚构”和“想像”。呈现历史的叙事行为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获得了人们的重视，与此相关的叙事者、叙述视角、叙述话语和声音等一系列问题也随之慢慢凸现，人们终于放弃了对真相唯一性的追逐，转而在承认真相多面呈现的基础上探讨呈现的内在动机，“历史”于是获得了新的表现活力。 “学术领域反思自身的一个方法是回顾自己的历史”（注：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160页。），既然历史呈现是一个可供开掘的丰饶领域，那么它就必然能为学术研究提供多方位多角度的资源参照。可以说，“回顾历史”不是一个追问终极真理并以此判决是非的仲裁性举措，而是意在审查透视历史建构的行为主体的精神动态，并借由对这种精神动态的深入分析，进一步发现学科自身的生长轨迹。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台湾文学史”呈现的相关问题，这首先是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学科历史是学科建设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属于自己的发展历史，这种历时性地位使学科获得某种共时性的身份凭证。对学科历史的整理、归纳和描述不仅提供了必要的数据和文献资料，更重要的是，资料收集背后的操作程序不是简单的个体行为，它往往能够映照出当时学科理论的秩序、规则等结构特征以及演进变化等动态行程。其次，对学科历史的关注也有助于学科的发展提高。学科必须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和相应的研究成果，而一门学科要发展提高，就不能僵化现有的研究成果，对研究成果的再审视和再研究往往能开拓更广阔的思考和探索空间，成绩和不足都能为学科的理论建设提供充足的理性支持，在这种充实完善的过程中将学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既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区域，就势必需要关注自身的学科历史，不仅是研究的历史，也包括研究对象的历史，正是凭借手中的历史航线地图，我们或可在茫茫大海的浮荡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位坐标。 “台湾文学史”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命题。我们当然知道，它整理描述的是台湾的文学历史，但是问题正出在对象的特殊性上，“台湾”和“文学史”都是两个关键而又难解的概念，首先，关于“台湾”，正如王力指出的：“20世纪的台湾文学是一个具有多重研究意义的对象。从台湾被日本割据，后又为国民党政权长期据守的政治变迁看，这是一部民族文化与异族文化抗争承传的艰难历史，也留下了国民党政治文化的深刻烙痕。从50年代后台湾与西方文化的特殊联系看，台湾文学又是反映东西方文化交流、尤其是汉语文学现代化得失的活化石。因此，铸就了20世纪台湾文学基本形态的‘五四’新文化，和殖民文化、党制文化、现代工商文化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构成了解读20世纪台湾文学的多重参照。”（注：王力：《“现代性”视野中的台湾文学史——评《20世纪台湾文学史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年第1期。）“台湾”作为一个文化活动场域，虽然隶属于中国文化的总体版图，但在长期诡谲曲折的历史变动中，已经逐渐游离于版图之外，异质声音不绝于耳，这正是台湾的特殊性所在：既有千丝万缕的文化母缘承续联结，又有暧昧难明的文化自主疏离。这样特殊的活动空间必然孕育出相应的文化性格、若即若离的态度、多元共生的局势，使得台湾文学本身充满冲突碰撞，不易辨认识别，而“两岸相隔”的观察距离更增添了梳理整合的难度，这是我们研究台湾文学存在的问题。其次，关于“文学史”书写，洪子诚早已指出：“‘文学史’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发生的事情’，另一是我们对这种联系的认识，和对它的描述的本文。前者是历史事件，是研究描述的‘对象’，是作为‘本文’的‘历史’得以成立的前提，可以称为‘文学的历史’；后者则可以叫做‘文学史’，它的研究成果则是‘文学史编纂’。”（注：洪子诚著：《问题与方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8月版，第19页。）我们这里谈的“台湾文学史”即“台湾文学史的编纂”，文学的历史是一个诡异的秘咒，一方面，文学是人类特别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以虚构和想像的叙事行为为主，不论作者做了多么真诚深刻的自我剖视，只要形诸文字，其对于真实性的传达和探求就始终置于形而上层面，文学从来就是“叙事”的先锋；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历史呈现虽然也是一种“叙事”行为，不可避免主观意念的介入，但它的目的就在于尽量避免“虚构”的干扰，力图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的核心，这仍然是它得以确立地位的标志，当这种叙事行为置入文学领域时，就产生了一个疑点：如何以叙事方式追究虚构的叙事行为之“真实性”？这一追究过程具有多少吊诡性质，对其的解读能为学术建设提供什么参考意义和价值？这是所有文学史书写作普遍存在的问题，而在面对“台湾文学”如此纷繁的图像时，编码的工程显得更严峻，在这一运作过程中，书写主体的位置尤为重要，它直接影响了观察的视域。本文谈论的“台湾文学史”的书写主体都是身处台湾这个文化活动现场之外的大陆学者，这里将这种隔岸的历史写作称为“此岸书写”，他们对台湾“彼岸”的文学历史观察是在距离的对视下发生的，表现在具体本文中，必然反映出视野的偏差以及隐含在偏差背后的文化理念特征。距离的存在固然造成资料整理和收集的困难，有可能带来写作的缺漏，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远离“中心”的冷静客观态度，是值得分析的一种文化视野现象。这里特别指明“理论视野”，主要是基于文学史写作特性的考虑，文学史写作既然力求接近事实真相，就必须要做到归纳与分析的理性化和数据化以及研究成果的理论化，因而其观察视野也必然被统摄在理论建构的系统下。通过这种“此岸书写”展示的言说疆域版图，或能一窥大陆关于台湾的文化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