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4年，施叔青离开她生活了16年的香港，回到台湾。 施叔青的创作本来就从台湾出发。尽管1970年出版第一部成名小说集《约伯的末裔》后就离开台湾，但她的视线一直未曾离开过台湾，只是二十多年在世界各地行走，毕竟使她获得了另一份不同于台湾的体验和视野。在这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境外人生中，香港是施叔青生命旅程中最重要的一段，不仅生活的时间最长，创作的收获也最丰。如果把施叔青的人生与艺术经历，简约为从东方走向西方，再把西方融入于东方，那么这个从人生旅程到文化意义的“东西融合”，其最后的完成是在香港。阅读施叔青的境外小说，可以感到她的每个故事主人公几乎都有着来自台湾的生活背景，实际上施叔青关注的是这些带着自己生命痕迹的故乡同胞来到异邦的生存境况。这些大多体现为“情变”或“家变”的故事，背后牵扯的是生命变迁所蕴涵的历史跌宕和文化冲突。显然，对于大多有着良好家庭出身和知识背景的他们（从台湾来美国帮佣的常满姨是个例外），物质生存的压力并不大，倒是知识者敏感的文化差异是他们主要的精神困扰。这也区别了施叔青70年代以后的境外小说与50年代的於梨华、60年代的白先勇小说主题与人物的不同。初抵香港，施叔青基本上还是沿着相近的创作路线发展，以女性命运为中心地来描写香港名流社会的众生相。九篇“香港的故事”构成了施叔青观察和讲述香港的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视角。只不过人物的身后，有着更多样和复杂的背景，既来自台湾，也来自大陆，虽着墨于当下，却交错着历史，借助香港这块大英帝国的最后殖民地——同时也是中国政治涡漩的避难之地，“过客”似的以瞬息的诡丽与辉煌，展演在这个“借来的时间”和“借来的舞台”。“香港的故事”较之施叔青此前的创作，例如《常满姨的一天》和《完美的丈夫》等，当然有所突破，但其人物类型和讲述风格，基本上还是我们所曾熟悉的。作者“东”—“西”—“东西融合”的这一文化逻辑，大抵隐喻在人物的生命经历和精神建构之中——虽然这样建构充斥着差异、误读和矛盾的杂音。 《维多利亚俱乐部》和“香港三部曲”（《她名叫蝴蝶》、《遍山洋紫荆》、《寂寞云园》）虽不能说完全没有过去创作的痕迹（特别是《维多利亚俱乐部》），但却是作者创作逻辑发展上的全新展现。作者不甘于被定位为“女作家”的身份，而决心超越性别地以“作家”的全能视角，来观察和讲述世界；因此她也不再满足于主要是通过知识女性的情感波澜来透视生活的某些侧面，而是直面百年香港的屈辱历史和殖民大厦崩塌之前的瞬息繁华，展示自己独特视角的叙事。虽然贯穿“香港三部曲”的黄得云也是一个女性，性别和性在小说发展中是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小说结构和人物命运的是历史，而不是其他。施叔青直面的是一段东方和西方冲突和交会的历史，是一个既互相分离又互相渗透的华洋杂处的社会。这是作者面对的一个书写对象，也是作者处理这一书写对象秉持的一种精神。 如果说，当九篇“香港的故事”蜚声香港文坛时，施叔青还被视为是一个如她故事主人公一样的客居香港的“外来人”；那么《维多利亚俱乐部》和“香港三部曲”问世以后，人们就不能不承认施叔青的香港作家身份。其实香港并没有太多“土著”，所谓香港“本土作家”都有根或长或短地深深牵系于祖国内地。“香港作家”是个宽泛的称谓，往往以其在香港居住的年限和作品描写香港的深广程度来确认其身份。居住了16年且有这样深刻反映香港历史和现实的作品行世的施叔青，当然无愧于“香港作家”这一身份。 这些无疑为施叔青的文学生命积累了一份独特而重要的经验——香港经验。对于一个作家说来，经验无可拒绝，犹如你无法拒绝生命曾有的历程一样，它甚至潜意识地会左右你手中的那支笔。虽然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但“所有的今天都是昨天的延续”，这又不是人的意志所能改变的：历史如是，文学创作也当如是。当施叔青离开居住16年的香港重返台湾，面对一个对她说来既是熟悉又是新鲜的世界，她的香港经验如何在新的台湾书写中发酵，站在“香港”的这级台阶上，有助于或者有碍于她登上另一个新的高度，这是人们所十分关心的。 二 从出版时间上看，“香港三部曲”中最后一部《寂寞云园》，应该是在施叔青于1994年回到台湾之后才完成的。（注：施叔青1994年离开香港，《寂寞云园》出版于1997年7月。其实，在该书的《自序》中作者就说“动笔时，我已离开香江……”。）但她决定回台湾时，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目的，写“台湾三部曲”。不知是不是因为有了新的创作目标，《寂寞云园》写得有些匆忙，还是作者自己所说的，前两部耽溺于一段充满殖民色彩的情恨纠葛，叙事过细，迫使最后一部只能匆匆了结，这也是不得已之事。不过，“香港三部曲”整整准备了十年，先有了“香港的故事”和《维多利亚俱乐部》垫底，最后才依循《维多利亚俱乐部》的人物线索追溯整部香港的殖民史。以鹿港为中心展开的“台湾三部曲”，即使写的是故乡旧事，也不可能一回台湾就一蹴而就。尤其是施叔青在“香港三部曲”，以虚构的人物穿梭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之间，从而在小说与历史、虚构与真实之间搭起一座互文和对读的隐喻的桥梁。这一经验使作者在进入“台湾三部曲”写作之前，无论阅读史料还是熟悉社会，都必须十分较真地付出许多时间。倒是在这段时间，作者对都市生活的敏感，使她对90年代末期台湾盛行的“红酒”风潮别具慧眼，借此以一部《微醺彩妆》的长篇扫描了当下台湾都市社会的众生相，成为一种“世纪末”的隐喻，同时也以此作为“台湾三部曲”开笔之前的一种准备和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