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意义上的联系 20世纪初，夏目漱石（1867—1916）与周树人（1881—1936），一个是声名显赫的日本文坛巨子，一个是苦闷敏感的异国求学的弱国青年，日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奠基者，曾在东京西片町一所华美而典雅的住宅里先后住过，这是日后对中日文化具有深远影响的两位文坛巨子一次不经意的、但又不完全的邂逅。 然而，最能说明鲁迅与夏目漱石直接发生联系的文学事件莫过于鲁迅在日留学期间直接翻译过夏目漱石的两篇作品，这两篇作品为《挂幅》和《克莱喀先生》。它们被收录在周氏兄弟合译的出版于1923年的《现代日本小说集》里。就在该书的后记里有着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极高而又精到的评价，他说，“夏目的著作以想像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做，登在俳谐杂志《子规》（Hototogisu）上的《哥儿》（Bocchan），《我是猫》（Wagahaiwa neko de aru）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湖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1](P1644)。鲁迅对夏目漱石的评价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它最直接地证明了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了然于胸。 其实岂止是在日期间，在鲁迅生命的最后一两年里，他还在大力搜购夏目漱石作品全集，这可从鲁迅的岁末书账中看出。在1935年末的书账中，他购得了《漱石全集》的第4、8册，共2册。在1936年，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鲁迅对夏目漱石全集的搜购收藏达到了一个高峰，在该年的书账中，可知他陆续购得《漱石全集》的第1、2、5、6、10、11、13、14、15册，共9册。 对于文学的超功利性认识，鲁迅与夏目漱石的看法也是不谋而合的。夏目漱石在中篇小说《旅宿》中一改《我是猫》中泼辣的风格，倡导一种超功利的“非人情”的艺术主张，他在《文学论》第二编第三章里给“非人情”做了这样的解释，“可称为‘非人情’者，即抽去了道德的文学，这种文学中没有道德的分子钻进去的余地。譬如，如吟哦‘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其效果如何？诗意确实是堕落的，但并不能以此着重断定它是不道德的，‘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这也许是有失礼貌的，然而并非不道德。非人情即从一开始就处于善恶界之外”。夏目漱石强调的是文学与道德无关这一艺术特性。“后来被周氏兄弟大段引用过的夏目漱石为高浜虚子《鸡头》集所作的序言中就说：‘不把娱乐作为小说的目的不能成立’，然而，周树人之所以会接受这一理论的影响，是由于他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中传统的‘文以载道’观的厌恶和对于梁启超等人‘昧于文章之意’，‘惑于裨益社会’的不满，故很自然地会欣赏这种美学观念。”[2](P494—495) 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鲁迅的确受到了夏目漱石影响，也许这种说法有些武断，因为，鲁迅对艺术的娱乐特性和审美本质的认识是以一贯之的，他早年听章太炎授课时私下就不满于章氏将学说和文学混淆起来，他说：“文学与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3](P231) 在教育部时他对美术本质的看法也是基于这一认识的，“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主美者以为美术目的，即在美术，其于他事，更无关系。诚言目的，此其正解。”[1](P1739) 就连后来提倡木刻运动时，他也还说， 至于“为什么要绍介呢？据我个人的私见，第一是因为好玩。说到玩，自然好像有些不正经，但我们钞书写字太久了，谁也不免要息息眼，平常是看一会窗外的天。假如有一幅挂在墙壁上的画，那岂不是更其好”[4](P826)，好玩成为他要介绍木刻的首先的原因。可见对文艺的超功利性的认识，鲁迅是向来如此的。 如果这还说明不了鲁迅受夏目漱石的影响的话，在东京与鲁迅朝夕相处的周作人及日后翻译鲁迅所著小说史略的日本学生增田涉的回忆文字则明确地提到了鲁迅所受的影响。周作人回忆说：“此外日本作家中有夏目漱石，写有一部长篇小说，名曰《我是猫》，假托猫的口气，描写社会情状，加以讽刺，在日本现代文学上很是有名，鲁迅在东京的时候也很爱读。在鲁迅的小说上虽然看不出明了的痕迹，但总受到它的有些影响，这是鲁迅自己在生前也曾承认的。”[5](P441) 周作人还具体讲到鲁迅在哪些方面受到了夏目漱石的影响，“（鲁迅）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森鸥外、上田敏、长谷川二叶亭诸人，差不多只看重其批评或译文，唯夏目漱石作俳谐小说《我是猫》有名，豫才俟各卷印本出即陆续买读，又曾热心读其每天在朝日新闻上所载的小说《虞美人草》……豫才后日所作小说虽与漱石作风不似，但其嘲讽中轻妙的笔致实颇受漱石的影响，而其深刻沉重处乃自果戈理与显克微支来也”[5](P505)。增田涉的回忆与周作人的回忆极为相似， 他应当说是参考并借用了周作人的说法，他在《鲁迅在日本》一书中这样写道：“鲁迅后来所写的小说的作风，与漱石的作风也不相似。但那嘲讽之中的轻妙笔致，则是颇受漱石的影响。至于那深刻沉重之处，则来自果戈理和显克微支。”[6](P86) 他们的说法又与鲁迅的自述十分铆合，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自云，“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欧外”[4](P792)。从周作人和增田涉的眼里来看，鲁迅文章中“嘲讽中轻妙的笔致实颇受漱石的影响”，“即使受影响，也仅与笔致相关，单纯是表现技术上的问题”[6](P86)。这也许为鲁迅的写作技法和讽刺艺术的理论渊源提供了一个新鲜的参照。 至于鲁迅为什么对夏目漱石的文学如此感兴趣，日本学者桧山久雄认为这是他们对当时文坛上盛行模仿西方自然主义的做法反感所致，这也是才识卓著的文学家的成熟之处和基本素质。自然主义手段固然带来了新的文学气象，但也许很难适应东方独有的“低回趣味”的文化氛围以及注重直觉和感性经验的体悟方式，所以自然主义很难在东方文化传统中成大气象。桧山久雄在《鲁迅与夏目漱石》一书中认为，鲁迅在当时“对于盛行的不过是模仿的西方的自然主义的文学并不关心，却被和自然主义处于对立的漱石的文学所吸引。这里也许有一个不算小的理由，起码可以说明青年的鲁迅……反对一味地模仿西方的改革方向，而开始有了一种模糊的认识：要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建立现代文化。这时的鲁迅，遇到了和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的漱石的文学，他自然会很倾心。这样的推想大概是很自然的吧”[6](P74—75)。鲁迅与夏目漱石虽知道文艺的真谛在于其非功利性，但他们又都有一种参与社会、批判社会的倾向，在明治时期，自然主义风靡文坛，个性卓绝而又感情激烈的夏目漱石与鲁迅都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他们内心必然反感那种无视作家主观性发扬的自然主义写作方式，不约而同地选择功利性和批判性的立场来从事写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鲁迅倾心于夏目漱石继承并发扬光大的二叶亭四迷开创的批判现实的文学传统是不足为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