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重读《门外文谈》 用漫谈的笔调，讲高深的学问。鲁迅的这一篇《门外文谈》可称杰作。它从文字的起源谈到汉字的改革，从文学的发展谈到文艺的大众化，涉及广阔的方面。读者可以在很轻松的阅读中，获得许多这方面的知识。 鲁迅早年留学日本的时候，曾经跟小学大师章太炎学过《说文解字》。文字学也可以说是他的本行，难怪谈起来如数家珍，真正做到深入浅出了。 这一篇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强调地提出了汉字改革问题。汉字从远古发展到现代，“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谐声的谐声字”。为了让劳苦大众容易得到学习文化的条件，鲁迅在好些文章里都提出了方块字必须改革的主张。例如，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见《二心集》）中说： 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灭亡。繁难的象形字，又使他们不能有自修的机会。 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见《二心集》）中说： 中国的象形——现在是早已变得连形也不象了——的方块字，使工农虽是读书十年，也还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 在《答曹聚仁先生信》（见《且介亭杂文》）中，他甚至说了：“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 在《中国语文的新生》一文（见《且介亭杂文》）中，他甚至把方块字称为“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 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那些识得《十三经》的名目的学者，“灯红”会对“酒绿”的文人，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 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见《且介亭杂文》），他说： 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权有势的特权阶级，费时一二十年，终于学不会的也多得很。……所以，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这并不是鲁迅一人的见解。钱玄同等人就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出废除方块字，改用罗马字母拼写汉语的主张。更早，1913年教育部召开的读音统一会，就是探讨汉语拼音化的一件大事。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也被指派为读音统一会的会员。《门外文谈》里说到了会上的一些情形： 劳乃宣和王照他们两位都有简字，进步得很，可以照音写字了。民国初年，教育部要制字母，他们俩都是会员，劳先生派了一位代表，王先生是亲到的，为了入声存废问题，曾和吴稚晖先生大战，战得吴先生肚子一凹，棉裤也落了下来。但结果总算几经斟酌，制成了一种东西，叫作“注音字母”。那时很有些人，以为可以替代汉字了，但实际上还是不行，因为它究竟不过简单的方块字，恰如日本的“假名”一样，夹上几个，或者注在汉字的旁边还可以，要它拜帅，能力就不够了。写起来会混杂，看起来要眼花。那时的会员们称它为“注音字母”，是深知道它的能力范围的。 读音统一会是1913年2月15日开幕的，到5月26日闭会。到会的有各省代表及特邀代表共八十多人，推举吴稚晖、王照为正副议长。会上，在核定音素、采定字母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核定音素问题上，南方的会员和北方的会员争论的是浊音字母和入声的存废；在采定字母问题上有三派不同的主张：一、偏旁派，仿日本片假名，用音近之汉字，任取其偏旁笔画为字母；二、符号派，这是会员中那些章太炎的学生鲁迅、许寿裳、朱希祖，以及马幼渔、钱稻孙等人所主张的，即以章太炎1908年所拟的一套标音符号为基础制定字母；三、罗马字母派。在争论过程中，鲁迅没有到会参加，他只是去参加了表决。1913年3月12 日他的日记记有：“午后赴读音统一会，意在赞助以旧文为音符者，迨表决后竟得多数。”鲁迅是怕少了自己这一票，这天才第一次赴会的。会议即根据表决的结果，制定了三十九个“注音字母”，“以代反切之用”，作为注音的工具。1918年11月23日教育部将这套字母正式颁布。1919年4月16日教育部又重新颁布注音字母的新次序（吴稚晖定的）。到了1930年4月21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将注音字母改称为注音符号。不称“字母”而称“符号”，就是明确将它定位于一种注音的工具，犹如英文字典注音采用K.K.音标和IPA音标（国际音标）一样， 而不是构成一种拼音文字的最小书写单位——字母。这一定位是合乎实际的，不过也表明无意于用它来取代现行的汉字，它不再被看作汉字改革的一个步骤了。 到了1952年，这套注音符号还最后风光了一回。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某部文化教员祁建华，利用注音符号作为识字教学的工具，称他做“识字拐杖”，取得了良好效果。于是宣传他创造了“速成识字法”。1952年4月26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普遍推广速成识字法》的社论，9月6日，全国总工会发出指示，要求推行速成识字法以扫除工人中的文盲。虽说热闹了一阵子之后即不再提起，但也可以表明这套注音符号在识字教学中是有用的。 鲁迅已经看出了这一套注音符号没有力量单独拜帅，不可能发展成为取代方块字的新文字。赵元任提出的罗马字拼法，他也以为太繁难，“有些妨碍普及了”。他赞成的是汉语拉丁化。1931年吴玉章等人在苏联海参崴拟定了一套“拉丁化新文字”。传回国内以后，从1933年起，一些左倾的文化人就在各地组成团体，宣传推广了。《门外文谈》里提到的《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就是他们的一种出版物。鲁迅在《关于新文字》（见《且介亭杂文》）这篇答问中，热情称赞了这种拉丁化新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