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人（摩西）《中国文学史》，其编撰时间比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出版年代（1910年）整整要早六年，应属国人所著第一部本国文学史。孙景尧先生《沟通——访美讲学论中西比较文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王永建先生《“苏州奇人”黄摩西评传》（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二书，分别列有专章，集中评介这部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但未引起学界足够注意。本文拟再作些介绍，并且呼吁重印该书。 成书过程 黄摩西《中国文学史》，苏州大学图书馆藏有两套，一套二十九册（缺一册），另一套三十册（其中一册为抄本），后者很可能是海内外现存的唯一全帙。书由国学扶轮社出版，有光纸竖排铅印。开本：20cm×13.2cm；每面12行、行29字。总计约160万字。每册首页右侧均题“中国文学史 东吴大学堂课本”。未印出版时间。全书内容，前有“总论”、“略论”、“分论”，其后即为上世、中世、近世文学史，迄于明代。每一历史阶段以及章节多有绪论、结语；大量篇幅为作品选，其间杂有按语、点评、注释。 按王永健《摩西评传》：东吴大学堂正式成立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首任校长为美国人孙乐文（David Lawrence Anderson）。同年，黄摩西即受聘为该校“国学教习（教授）”。据其同事徐允修于民国十五年（1926）所著《东吴六志·志琐言》（利苏印书社出版）云： 光绪三十年，西历1904年，孙校长以本校仪式上之布置略有就绪，急应厘定各科学课本；而西学课本尽可择优取用，唯国学方面，既一向未有学校之设立，何来合适课本，不得不自谋编著。因商之黄摩西先生，请其担任编辑主任，别延嵇绍周、吴瞿安两先生分任其事。一面将国学课择要编著；一面即用誊写版油印，随编随课。故编辑之外，又招写手四五人，逐日写印。如是者三年，约计所费已达银元五六千，所编《东亚文化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等五六种。孙先生以此事着手业经三年，理应择要付印，因由黄先生将《文学史》整理一过。此书系其自己手笔……惟发抄各家程式文时，致涉繁泛。书虽出版，不合教课之用。正欲修改重印，先生遽归道山，遂致延搁多年。今春，有王均卿先生（系先生之老友，在中华书局任编辑者），愿负修改之责，完成合适之本，付诸铅印，不日即可出版矣。 上述记载说明，摩西《中国文学史》应有三种版本：（一）“随编随课”，“逐日写印”的油印本，属于当年用于教学的内部讲义。（二）由黄先生“整理一过”，且已“出版”，但“不合教学之用”的一种版本。（三）摩西死后，由王均卿修改整理的“合适之本”。现存的国学扶轮社本当然不是油印本，但也不可能是王均卿整理本（这两种本子至今均未发现），因为其内容恰恰留有“发抄各家程式文”“致涉繁泛”、作品选读的其他部分也相当庞杂、章节体例不够统一等粗疏特征。故可认定：这正是摩西在逝世之前“整理一过”，“虽出版”但“不合教学之用”的那个版本。摩西卒于民国二年（1913），国学扶轮社成立于宣统三年（1911），摩西即为创办人之一，由他主编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亦由国学扶轮社出版（1911年5月印行）。由此可知摩西《中国文学史》的正式出版时间，应该略迟于林传甲本。但是，据王永健先生介绍，光绪丁未（三十三年）四月（1907年6 月）出版的《东吴学报》第十一期和同年年底亦由东吴大学出版的《学桴》第二年第一期上，曾经连载摩西《华离期及暧昧期横决力及反动力》一文，注曰：“节录正科第一年讲义”，属于这部《中国文学史》的重要部分。所以，其“节录”的公开发表时间，仍然早于林传甲本。 摩西学贯中西，《中国文学史》中包括他的许多学术见解，这在清朝末年是非常新颖、独特的。下面仅就文学观、文学史观和方法论略作述介和解读。 关于文学观 摩西在该书第四编第一章第一节“文学定义”中说：中文里的“‘文学’之名，始于孔门设科。”尽管与后来的概念不完全相同，但是由流溯源，略名考实，“则虽谓中国文学皆范围于孔门诗礼之中而不过，无不可也。”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之初的当时，不仅中国文学已经发生了由简而繁的巨大变化，而且西方文学及其文学观念也已传入中国，“故欲定一‘文学’之界说”，极为困难。他在叙述中国文学发展历史时所采取的策略，是“姑就历史之习惯，以定其称谓之异同”。但是，作为全书引论，他要着重介绍的则是当时西方学术界流行的、中国读者感到十分新颖的文学观念。 在论述“文与文学”的关系时，摩西首先引述日本大田善南《文学概论》所介绍的巴尔扎克、阿图诺、狄比图松、科因西哀四种文学定义，以为均有不够明了之处。接着，他以烹苦斯德《英吉利文学史》对于“文学”的界说为基础，对照薄士纳《比较文学》、朋科斯德《文学形体论》等西方著作的相关内容，从“文学之目的”、“读者之标准”、“表显之技巧”、“文学之精髓”、“文学之资料”和文学对于美的要求六个方面详加讨论。最后得出结论：“美构成文学的最要素”，“而美则属于感情，故文学之实体，可谓感情云。”文学应求“不变不易之美”，“趋时者非美，违时者亦非美；偕俗者非美，戾俗者亦非美。此种消息，固难为率尔操觚者言焉。”因为，这既是艺术情趣问题，又是美学理论问题；既是艺术风格问题，更是艺术实践问题。同时，摩西也强调了“真”、“善”两个要素的重要性：“远乎真者，其文学必颇”，“反乎善者，其文学亦亵”（《总论·文学之目的》），所以，文学之美也是应与“真”、“善”相统一的。 以“美”即“感情”为文学第一要素，这是贯穿摩西《中国文学史》的一个主体观念。还有一个主体观念则是——“自由”乃文学之本性。 摩西在该书《总论·文学史之效用》中说：“文学为语言思想自由之代表”，“今古中外，苟以文学名家者，未有不具不羁之气概，爱智之精神者。”而“语言思想之自由，政治、习俗固未尝明为制限，而亦不能制限也。”他之所以将中国的“上古文学史”称为“文学全盛期”，主要理由即在于此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曾经达到过“极大自由”的高峰，其标志就是以楚辞为代表的“南方文学”。摩西说：春秋之世有“公”无“私”，“政治上能矫其弊者惟秦（秦穆始霸，其所用蹇叔、百里奚、山余、公孙枝诸人，皆借才异地，无一右族），故秦卒代周。文学上能矫其弊者惟楚，故南北学派分峙，而使春秋以上阀阅之文学，一变而为战国处士之文学；博物数典之自然文学，一变而为穷理尽兴之爱智文学；樽俎坛坫折冲之文学，一变而为名山大川传人之文学。冲决周公、孔子以来种种专制之范围，人人有独立之资格，自由之精神，咸欲挟其语言思想扫除异己，而于文学上独辟一新世界，而志均力敌，遂亦成为连横合纵之大国。”“是则非战国之能造此文学，实文学之能造此战国也。”这是对文学之“自由本性”及其作用、意义的刻意揄扬。（按摩西对于周公、孔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又是充分肯定的，详后）作为文学观，对于“自由本性”的关注成为摩西考察文学历史动力和运行机制的一个主要的理论焦点。有意思的是，这个观点还在逻辑上蕴蓄着颠覆“真、善、美统一论”的能量；对此，摩西固然并无自觉，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