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了中国东北地区，把中国东北掠为其殖民地，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强权和暴力虽能得逞一时，但不能束缚人们的心灵。文学是人类的心灵产物，即使是在日本强权统治下的1932～1945年的伪满洲国时期，中国东北地区依然有自己的心灵史，有自己的文学，有其别样的文学实践经验和文学生产机制，形成了殖民统治下的异态文学。对这段时空中产生的文学进行考察，不仅可以填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缺失；而且可以重新评定日本侵略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经验；解释文化侵略背景下的文学独立存在等问题。本文以当时的大型通俗文化杂志《麒麟》为中心，（注：笔者一共搜集到30期杂志，经推算和相关人员的回忆，该杂志共刊行46期。30期杂志是：1941年6～12期，1942年1～12期，1943年1～8期、12期、1944年3期，1945年1期。现分散藏于长春市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 辽宁省图书馆、吉林市图书馆。为了更清楚地厘清一些问题，笔者两次访问了现居长春的《麒麟》编辑人刘迟（刘玉璋）。）钩沉伪满洲国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通俗文学样式——“实话·秘话·谜话”，对其具体形态给以描述，归纳其基本类型及特征，探求其存在的原因和意义，借此揭示东北伪满洲国时期通俗文学发展的一个侧面，并探讨强权挤压下文学变体发展的可能性。 一 伪满洲国文学生长在一个特殊语境中。当时伪政权当局的文艺“政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宣传“建国精神”为主，提倡“国策文学”。这一阶段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政权当局制定了一些和文艺相关的“法令”、制度、纲领。第二阶段以“服务战争”、“服务时局”为基调，提倡“报国文学”。其目标是建立文艺家和文艺团体的总动员体制，力求把伪满洲国的言论文化机构、人员和活动都引向服务战争的轨道。前后两个阶段都伴随着强制就范和残酷镇压。而且除了具体的文艺“政策”和相关法令，控制文艺的“机关”也多种多样，伪政府相关机构、日本关东军、宪兵、警察、通讯社，以及各种文艺组织等。各种势力不断筹划和加强对文艺的控制，通过书报检查制度、作家的管理制度等来控制言论，取缔报刊和书店，规范作家言行。伪满洲国当局在对文艺控制、镇压策略实施的同时，还试图迫使文艺成为建构并传播其统治意识形态的工具，直接服务于“建国精神”和“战争时局”。 在此种背景下，1941年7月“满洲杂志社”正式收购了大型画刊《斯民》， 并它改为《麒麟》杂志。《麒麟》杂志创刊于1941年6月，月刊，终刊于1945年，历时5年，共刊出44期以上（笔者所见最后一期《麒麟》为1945年1月号， 此期没有终刊声明，之后又刊出几期，还不能确知。封世辉先生在《东北沦陷区文艺期刊钩沉》一文中说《麒麟》终刊于1945年3月，即第5卷第3期。[1](P565)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目录标有《麒麟》第5卷第4期，但笔者去查找时，此书已不在架上，管理员说可能早已遗失。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可以确定不会超过3期）。该刊32开本，每期容量180页左右，（注：《麒麟》杂志页码不固定，从150～200页之间徘徊，大部分在180页左右。）临近终刊时88页。前5期由赵孟原（小松）任编辑人，第6期改为刘玉璋（疑迟），发行人先后是顾承运、唐则尧、黄曼秋。《麒麟》的《发刊辞》声称为“安慰民众”及“含养国民情操”而创刊，目的是使读这本杂志的人“得到安慰”、“情操向上”、“被别人景仰”。（注：《发刊辞》，《麒麟》创刊号，1941年6月，第31页。）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编后记》明确表示：“将用最通俗的文字，含容最丰富的趣味，这是本刊一贯方针。”（注：《编辑后记》，《麒麟》创刊号，1941年6月，第174页。）杂志以一半以上的篇幅，刊出了言情、实话·秘话·谜话、侦探、史材、幽默、武侠等各式通俗文学，而且相对集中地展示了盛行于伪满洲国的“实话·秘话·谜话”。 二 《麒麟》杂志以“最通俗的文字，含容最丰富的趣味”为其办刊方针，刊出了大量的通俗读物。在当时的东北没有专门刊载通俗文艺的杂志，《麒麟》杂志可以算作当时文坛通俗文学的大本营。（注：汤哲声认为《麒麟》杂志是模仿华北的《三六九画报》的编辑风格， 但没有论证。见范伯群、孔庆东主编《通俗文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324页。）言情俊杰、侦探专家、武侠高手、幽默说客等汇聚于此，他们演绎出种种离奇古怪、哀艳伤情、实话秘闻等故事。其中的实话·秘话·谜话，是以实有之事为底本，用小说的形式加以描绘，侧重故事性、趣味性、揭秘性，同现在的纪实文学、报告小说相类似。通览这些实话·秘话·谜话，可归纳以下四种类型。 （一）案件聚焦型实话 以真实发生的案件为蓝本，大多采取侦探小说的叙事方式，“发案－侦察－歧途－破案”为情节链，对犯案或侦破过程进行详细描述，中间穿插合理想像，叙述过程有意隐去不良行为的社会背景和其他一切因果关系。《麒麟》中的《平定桥惨案》、《梨花浴血记》、《这一下子就要了三条命》、《上海杀人事件》、《老余家从此热闹起来了》、《两个被判五年徒刑的人》等就属于这一类型。 斯琪的《平定桥惨案》，以齐齐哈尔发生的“杀妻屠子”的刑事案件为底本，结构故事，展开叙述。其情节设计为：“麻袋里的怪尸”——“迷途的羔羊”——“我的老婆跑了”——“凶手就是你自己”——“冲出迷阵”——“荡妇风流”——“尾声”。为吸引读者，采取了倒叙的叙述方式；为增加真实性，叙事过程中还穿插了当地报纸的新闻报道。结尾也很独特，用《黑龙江民报》中的一段新闻结束：“平定桥边弃尸案尾声——出力警官受表彰‘本市平定桥边焦尸案，由市警务处之总动员检查，在该案之发生二十六小时内，竟为破案，其搜查之迅速，行动之敏捷，殊为一般人所赞许，现真相大白……’”作品没有对罪案的动机进行深入分析，把原因归给罪犯金连财的个人品行，叙事重点放到侦破者一方，赞叹侦破者的迅速和敏捷。这篇实话作品注意叙事策略，是同类型中比较优秀的一篇。 《老余家从此热闹起来了》和《两个被判五年徒刑的人》是另一种奇案的复述。《老余家从此热闹起来了》复述的是桃色案件，儿子和爸爸为了媳妇发生了诉讼。据说此案轰动了新京市（长春），在“最高法院”开庭时，万民空巷。作者李耶抓住读者的心理，写得绘声绘色。 案件聚焦型实话，以具有新闻性的案件为主要表现对象，借性、奇、怪、死等元素，来迎合市民的喜奇尚怪的娱乐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