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英雄传奇是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乃至建国后17年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任何文学现象的出现都不是偶然和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肇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新英雄传奇也是如此。从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打响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新英雄传奇的基本面貌正是在这八年间逐步形成的。本文将以《解放日报·文艺》第四版为中心，详细考察新英雄传奇的发生过程。（注：《解放日报》创刊于1941年5月16日，当时文艺并未设专栏；从1941年9月16日起才开始专设《文艺》第四版。到1946年11月20日，《文艺》第四版重新并入其他版面，《解放日报》改为二版，除非特别情况，比如三八妇女节等，才会增至四版。以下引文除非特别说明，均出自《解放日报·文艺》第四版。）之所以以《解放日报·文艺》第四版为中心，并不是对解放区其他文学杂志、刊物的忽略，而是基于以下的考虑：首先是因为《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解放区的唯一隶属于比宣传部更高的宣传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文艺》第四版从文学政策以及文学写作上双方面指导、规定着作家的创作；其次，当时延安的文艺刊物并不多，1944年赴延安考察的记者赵超构曾记录延安当时的出版状况说：“全延安现在没有一种文艺刊物，只有《解放日报》第4版， 是他们的公共园地。”[1](P129)；另外，由于战时条件的制约，很多杂志、刊物很难坚持办下去，即使坚持办下去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也很难保存齐全，因此以《解放日报·文艺》第四版为中心，能相对完整地看到新英雄传奇一步步发生的过程，有利于文学现象的整体考察。 抗战爆发后，大批作家知识分子走出“亭子间”，来到前线，写出大量关于前线战事的通讯、报道和文学创作。当时的抗战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坚持五四以来的精英式写作理念的作家知识分子创作的“通讯体”抗战小说，这是抗战小说的主流；另一类则是说书体的抗战小说。 “通讯体”的抗战小说在抗战后不久就受到批评。当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类批评是从文学性的缺失来检讨抗战小说创作，就是讨论抗战文艺创作上的得失；另一类批评却是从文艺工作，包括文艺工作的方式和文艺工作者的身份等方面进行批评。这两种批评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存在的两种写作理念、美学风格的冲突：前一种批评秉持的是五四以来的“亭子间”的写作理念，坚持从文学的角度建设文学（注：这方面的批评文章可以参看：茅盾：《八月的感想——抗战文艺一年的回顾》，载《文艺阵地》1938年8月16日，丁玲：《材料》，《解放日报》1941年9月29日，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解放日报》1941年7月17—19日。 茅盾指出抗战文艺最大的问题是“注重写‘事’而不注重写‘人’”；丁玲则在文中指出“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的不同，指出文学家要对材料进行文学上的精雕细琢；周扬则指出抗战文艺对战争的隔膜，抗战小说不能借生活本身打动人。这些批评都是从文学的标准出发对抗战文艺提出的批评。）；而后一种批评则代表了抗战爆发后另一部分作家知识分子“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要求，主张文学应该“向下看”，重视广大的工农群众读者，也就是抗战的主力。（注：1938年，《文艺战线》发动作家到前方应该怎么从事文艺工作的讨论，对文艺工作的方式和作家的身份都进行了探讨，讨论的结果后来登载在《文艺战线》第1卷第4号上。参看：吴伯箫，卞之琳：《从我们在前方从事文艺工作的经验说起》，载《文艺战线》第1卷第4号，第36页；康濯、孔厥：《我们在前方从事文艺工作的经验与教训》，载《文艺战线》第1卷第4号，第38页。20世纪40年代以后对文艺工作者身份的质疑以更明确的方式提出来，批评家甚至建议文艺工作者丢弃“艺术家”的身份以更好地为抗战服务，参看默涵：《打破旧观点》，《解放日报》1942年12月4日。） “说书体”的抗战小说就是在对“通讯体”的抗战小说的批评声中出现的，不过在抗战初期并没有形成潮流。这些作品在发表的时候往往会在小说题后附有说明，比如发表在《文艺战线》上的小说《陈二石头》，在题目后面就有括号加以说明是“讲演文学”，作者还在文章正文前特意写了一段话解释为什么是“讲演文学”：“陈二石头或者可说是一篇新鲜的东西，因为确有些四不像：说它是小说又不是小说；说它是故事，与普通所写的故事又不同。”[2] 作者在此明确区分“小说”和“故事”。“小说”指的是继承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写作经验而进行的创作，在当时应该是文学的正宗；“故事”则接近于传统的说书艺术，和民间通行的唱本、说书脚本之类比较接近，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在作者的观念中代表两种不同的写作理念。《陈二石头》从文本来看确实是一篇介于“故事”和“小说”之间的带试验性质的创作，但是仍带有浓重的知识分子写作气息。《解放日报》上一系列注明是“通俗故事”的文学创作在讲故事方面则比《陈二石头》要地道得多，比如王牧的《明抗日和暗抗日》（《解放日报》1942年9月4日），何有之的《以华制华》（《解放日报》1942年12月13日），钟纪明的《赵得贵和他的枪》（《解放日报》1943年1月18日）等等。虽然它们的数量并不多，但是也代表了当时抗战小说的一个发展趋势。和当时占主流的“通讯体”的抗战小说不同，“通俗故事”的作者无意把故事扩张成“小说”，一篇文章就是一个或一系列故事，就是一个或一系列与“鬼子”斗智斗勇的过程。《以华制华》说的就是当地几个农民和“八路军”一起利用鬼子互相猜忌的弱点，将一千多“鬼子”一举歼灭的故事，语言简单、利落，利用偶然、巧合设置情节，读起来非常畅快。“通俗故事”最大的特色是语言方面通俗、易懂，一扫五四以来的“欧化气”。和“传奇总是关心着愿望和满足”[3](P87) 一样，“通俗故事”的基调是明朗的，结局也无一例外是喜剧式收场。但是作为文学创作，“通俗故事”的写作简化了很多属于文学层面的东西，包括心理、环境、细节、语言的推敲等等，技术层面显得很粗浅。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这些“通俗故事”的数量并不多，“通俗故事”的写作者也大多名不见经传，而且文章发表的时候编辑毫无例外都会在题后加括号说明是“通俗故事”。（注：这种做法也多少透露出当时文艺界的某种看法， 就是通俗故事这种迥异于新文学的创作，并不是文学的正宗，也不是文学的主流，所以编辑会在小说标题后特意加以说明是“通俗故事”。）此时“通俗故事”的写作虽然并没有形成潮流，但是作为创作上的一种倾向，已经引起了批评家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