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描述，在已故作家序言中是有代表性的，体现了五十年代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共同理解。那就是，只有参加社会活动，与民众在一起，才能看到民族的力量，才能从个人主义的悲观失望、伤感颓废中挣脱出来，获得从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到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立场转变。而作家从书斋走向民众成为斗士的过程，也就是汇入现实主义主流的过程。五十年代有一种流行的看法是，“现实主义就是对现在有用”。 联系其他作家的序言，不难看出是在以集体主义话语对个人主义话语的批判中来完成对已故作家的形象塑造的。人道主义、平民主义，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等，这些在“五四”时期曾经起到积极作用的“主义”和思潮，随着阶级观念的出现，被界定为新时代阻碍作家进步的精神“负累”。比如，杨刚认为许地山早期受佛教影响，内容上表达了宗教的“命苦说”（比如《缀网劳蛛》），在风格上表现为“命定的浪漫主义”。到了写作《春桃》时期，“他的平民主义限制了他”，使他“不可能从阶级关系着眼”来塑造春桃。在丁易看来，“浪漫主义的感伤颓废是达夫先生作品中的一个主调，这主调一直到他后几年的小说中还是浓厚的存在着。”“这种精神情绪实在是不健康的，特别是在‘五四’狂飙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革命有了正确的领导，社会已向前跨进了一大步，这种消极的自戕式的反抗，对于现实的反动政治无损于秋毫，而在客观上对于青年们的前进向上的热忱却起了一种很不好的消极作用。老实说，达夫先生这些作品在这个时期，不但已经丧失了它的社会意义，相反的，在一定程度上，倒成了社会前进的障碍了。”即便在他后期的小说中，在以革命为背景的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中，“他过去作品中的主调——肉欲和色情的描写占了上风”。丁易认为，郁达夫虽然成了民族英雄，但是他还没有获得阶级观念和阶级立场，“达夫先生死了，他不能亲眼看到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投身于人民的行列中，把自己思想更发展更提高。”言下之意，如果郁达夫还健在的话，尚需进行思想改造。至于蒋光慈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封建文人才子佳人的趣味”在序文中批评得更重。 鲁迅是新文学中最光辉的形象，但在四五十年代之交，鲁迅也被塑造为自我改造的楷模。1949年10月19日茅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学习鲁迅与自我改造》一文，认为鲁迅的思想发展曾经经过了“苦痛的自我批判的过程”，鲁迅的伟大就在于敢于自我批判。“在今天，知识分子特别需要自我改造之时，鲁迅所经历的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的过程，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学习。我们是在新时代，政治上的领导和思想上的领导，都是鼓励我们自我改造的，这与鲁迅当年不同，我们比鲁迅幸运得多。要不虚负这幸运才好。”（注：茅盾：《学习鲁迅与自我改造》，《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9日。）而“沿着鲁迅先生的道路走，新文学从茁长到壮大，成为今天灿烂的一片红霞，其中有过无数斗争的场面，牺牲的烈士鲜血，洒在大路上，使后来的人不致迷失方向。在新文学选集的第一辑里，都是已经去世的作家的作品，我们翻阅着，就使我们摸清了新文学的发展的道路。”（注：冷火：《新文学的光辉道路——介绍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文汇报》1951年9月20日第4版。）认识鲁迅自我改造的道路，认识“已经去世的作家”自我改造的道路，是为了“不致迷失方向”，因而热情地希望作家们积极改造，少走弯路，省去可能出现的曲折与反复，飞跃前进。从而突出这样一个意念：作家们经过思想改造后就会写出思想纯洁和艺术成熟的无产阶级文学。 六、对旧作的“过滤”和“修改” 作家是以作品说话的。对一般读者来说，选集吸引他们的也是作品。选集中选编哪些作品，作品又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就至关重要。《老舍选集》收有《黑白李》、《上任》、《月牙儿》、《断魂枪》和《骆驼祥子》五个作品。他以“论篇数”、“论体裁”、“论时间”、“论技巧”、“论语言”、“论内容”、“论思想”七个排比句来“演绎”这五个作品之“好”。在这五个作品中，老舍认为《黑白李》在技巧上“不很成熟”，“因为它产生在我初学乍练写短篇小说的时候”。但是，选录它“是拿它来说明我怎么受了革命文学理论的影响”。可见，老舍在选录作品时，虽说很注重作品的艺术性，但为了显摆他的“革命”和进步，会把艺术上并不完满而思想性强的作品也编入选集。 李广田编选的《闻一多选集》，共选诗三十五首，文二十五篇。所选的诗，除了《奇迹》（写于1931年），《红烛》和《死水》两本诗集各选17首。所选的文，除早年写的《女神之地方色彩》、《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日》和《〈烙印〉序》外，其余的21篇都写于昆明时期。李广田在序言中谈到闻一多早期诗歌创作时，说《死水》中的现实成分比在《红烛》中增加了，可他还是从这两个诗集中选出了同样多的诗篇，表明他对这两部诗集是不偏不倚。从具体选目来看，《剑匣》、《死》、《艺术底忠臣》、《色彩》、《死水》等唯美主义诗篇，展现了闻一多创作的丰富性；为了凸现闻一多的“斗士”形象，李广田主要选了闻一多后期的文章。他在《〈闻一多选集〉序》中说：“闻先生是诗人，是学者，是民主斗士。要了解闻先生，须从全面了解。但这本书既是《新文学选集》之一种，也就只能选闻先生这些作品。从这样一个选本中，虽然不能看到闻先生的全部成就，但从此也可以看出闻先生的转变过程和发展方向。在文选中，较多地选取了后期的杂文，因为这些文字是富有战斗性的，是闻先生的一种斗争武器，是闻先生道路的终点，也就是最高点。没有这些文字，就不足以认识闻先生之所以为闻先生了。”在开明版“新文学选集”中，杨刚编选的《许地山选集》、丁易编选的《郁达夫选集》、黄药眠编选的《蒋光慈选集》等都采用了这种编选方法，那就是在全面展示一个作家创作的整体面貌的同时，为了突出作家的“战士”形象对其后期创作有所侧重。丁玲更极端，在编选《胡也频选集》时，只选录了胡也频的后期代表作《到莫斯科去》与《光明在我们的前面》，舍弃了他早期那些深受无政府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影响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