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沉沦》可能是除了鲁迅《呐喊》之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短篇小说集。我在拙著《浪漫的一代》中虽然也谈到过郁达夫的小说，但仍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有些问题没有深入探讨。据我所知，大部分研究郁达夫的学者，只研究这本小说集中的《沉沦》一篇小说，认为它是郁达夫的代表作，却没有注意这本小说集中的其他两篇小说：《南迁》和《银灰色的死》。我在《浪漫的一代》中也分析了《沉沦》，并谈到一点《银灰色的死》，可是完全把《南迁》忘记了，只是敷衍地一笔带过。时隔40年，回头看《沉沦》的最早版本中的《自序》，很明显的，这是一本三部曲，而《南迁》是其中最长的一篇（在原版本中占98页，而《沉沦》占72页，《银灰色的死》占29页），分量很重。如果用音乐中的奏鸣曲形式作一个比喻，《沉沦》应该是第一乐章，点出了主题，《南迁》是第二乐章，把主题转成较抒情的变奏，而《银灰色的死》可以视作第三乐章的快板总结。郁达夫在此集自序中也特别提到：《沉沦》和《南迁》“这两篇是一类的东西，就把它们作连续小说看，也未始不可的”。为什么一般学者只注重《沉沦》而忽略了《南迁》？可以用一个更浅显的比喻：如果这个三部曲是一个三明治的话，《南迁》则应该是上下两层面包所夹的“馅料”，问题是这个“馅料”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此次我重读这篇小说，发现这个文本和这本小说集的其他两个文本不尽相同，非但故事内容迥异，而且《南迁》的文本中包含了大量的其他西方文学的引用，甚至还有不少德文，包括歌德的一首诗歌。这里就牵涉到另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一个作家创作小说的时候，除了自己的创作灵感、生活经验与对外在人物和世界的观察外，亦可能从其他文学作品中汲取不少材料；换句话说，作家挪用别人的书，变成自己的书；把其他的文本放进自己的文本之中，这不算抄袭，而是一种移植和引用，在音乐作曲中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尚不算常见。因此，我愿意在这篇论文中从这个引用的观点来重读郁达夫的《南迁》。我用的研究方法，勉强可称作“文本交易”(textual transaction)，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吸收西学的一个现象。 《南迁》的故事绝对不是郁达夫的个人经验，而似乎是把《沉沦》的主题故事延续到另一个不同的场景——日本南部的安房半岛，加上更多的虚构成分，而这些虚构的灵感都来自其他西洋文学，特别是歌德的一首诗歌《迷娘》(Mignon)，我认为它在这篇小说中占了主导地位，而且在小说后附有郁达夫的中文翻译。这样的安排更不多见，所以值得细读推敲。 本文将试图先从《沉沦》开始检视郁达夫的这种“文本引用”的手法，但主要还是研讨《南迁》这篇小说。至于《银灰色的死》，拙著《浪漫的一代》也曾约略讨论过，但不详尽，在本文中也另加补充。 一 郁达夫在他的许多散文集中提到他喜欢买书和看书，他自己就曾收藏近千册的西方文学书籍。在这三部小说中，男主人公的主要特征，除了长得瘦削之外，就是看书，房里也放有很多书。因此，书变成了郁达夫小说中很重要的“道具”，甚至可以成为他文本中的文本。 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期间，显然和他的友人郭沫若一样，除了日文外，也学过德文，而且还懂得英文。郭沫若译过歌德的《浮士德》，但没有全译，甚至以歌德自比。郁达夫并不如此“自大”，但显然对于欧洲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潮流和作品情有独钟，在《沉沦》的三部小说中——特别是《沉沦》和《南迁》——也引用了不少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的主要作品，如果把这两篇小说作连续的小说看，则很明显的是以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郁译渭迟渥斯）作开端，以歌德作终结。《沉沦》一开始，当主人公在田野散步的时候，“他一个人手里捧了一本六寸长的Wordsworth的诗集”。可能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袖珍本。当他开始自怜的时候，也很自然地看到这本诗集，原来就是华兹华斯最有名的一首浪漫诗The Solitary Reaper。他引了这首诗的第一节和第三节后，又大谈他的读书经验，并以爱默生（Emerson，郁译爱美生）的《自然论》(On Nature)和梭罗（Thoreau，郁译沙罗）的《逍遥游》(Excursion)为例，谈他翻书看的时候，从来没有“完全从头至尾的读完一篇过”，但却往往被一本他心爱的书感动，而且“像这样的奇书，不应该一口气就把它念完，要留着细细儿的咀嚼才好”。这种读法，很可能是郁达夫的夫子自道，也更为这篇小说的文本引用提供一个线索——就是“断章取义”——不是随意误引，而是故意引用最适合他故事中的主角心情和背景气氛的章节，此处所引的章句显然就是英德浪漫主义（美国的爱默生和梭罗当然也受此影响）中最重要的一面——对大自然的感受。 郁达夫在故事开头用了将近8页的篇幅——也就是故事第一节的大部分，描写主人公如何看书和翻译华兹华斯的这首诗，终于在“放大了声音把渭迟渥斯的那两节诗读了一遍之后”（当然用的是英语），他忽然想把这一首诗“用中国文翻译出来”，于是就接着把《孤寂的高原刈稻者》的前两节译了出来，用的几乎完全是白话，但中间还是免不了用了几句文言成语，如“轻盈体态”、“风光细腻”、“幽谷深深”、“千兵万马”等。这在当时（1921年）也是一个创举，因为白话诗刚刚由胡适提倡出来，但尚未经过徐志摩和闻一多等人从英诗中提炼出来的中国白话诗的韵节试验。郁达夫的译文，仍然有尾韵，虽然每行长短不一，但在白话文的节奏上颇下了一番功夫。但是故事中的“他”却对自己的译文十分失望，便自嘲自骂道：“这算是什么东西呀，岂不同教会里的赞美歌一样的乏味么？英国诗是英国诗，中国诗是中国诗，又何必译来对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