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文化部又请沈从文担任高等艺术院校工艺美术教材编写组的顾问，组织编写《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国陶瓷史》、《中国瓷工艺史》、《中国染织纹样简史》等教材。沈从文为这些教材拟定了提纲和参考书目，明知道这样下去自己体力吃不消，也想等“纲目和基本材料提出，馆图书资料为联系好后，即将让年轻人自己动手写编，直到年底审稿时，再参加审定工作。”（注：1961年6月23日复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58页。）但当他到青岛疗养时，依然放心不下，所以要提前回来。不但如此，沈从文为这套教材倾尽了心力，但当教材完成时，他却连校订人的名字也不肯署。据《中国工艺美术史》的责任编辑回忆：“南京艺术学院陈之佛罗叔子先生60年代编写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多次请沈从文先生校阅和修改、补充，我社拿到的是沈先生第四次校阅修改后于‘文化大革命’前转交他的侄女儿沈朝慧同志保存下来的原稿，据了解此稿沈先生补充了三分之一的内容。此书由我社出版，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拟在本书上署名沈先生校订，而沈先生不肯同意。”（注：詹蕙娟：《沈先生指导我做编辑工作》，《长河不尽流》，第269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 多年来，沈从文不但义务为上海师范学院、长春人民大学等许多高校购置文物，而且还将自己陆续购置的文物捐给了博物馆。对此，沈从文在文革初期曾经作过“交代”： 昨见大字报，所以响应号召，带了家中作参考用的几件破瓷器来，若有需要，我就全带来。 此外收藏主要是纸张，较好的，已送本馆三百七十多种，另外的多送了故宫，和其他公家。家中只留下三几张做样子。我的习惯即是凡是买的较好的东西，有用的文物，通送公家。例如馆中陈列的《阿房宫图》也是我的，一个谢条也不需要。此外还送过故宫、山东大学、吉林师范、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天津工艺学校、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等等。（注：沈从文：《上交家中破瓷器的报告》，《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182页。） 沈从文成了一个典型的“文化服务社问事处”、“百凡杂事服务问询处”，文物、电影、戏剧、陶瓷、纺织……各行各业的人都向沈从文请教，而他都事无巨细地予以帮助。无怪乎汪曾祺要称沈从文为“一个爱国的作家”：“沈先生五十年代以后不写文学作品，改业研究文物，对服饰、陶瓷、丝绸、刺绣……都有广博的知识。他对这些文物的兴趣仍是对人的兴趣。他对这些手工艺品的赞美是对制造这些精美器物的劳动者的赞美。他在表述这些文物的文章中充满了民族自豪感。这和他的文学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是完全一致的。”（注：汪曾祺：《一个爱国的作家》，《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25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实际上，沈从文的“爱国”、“爱党”、“爱岗”的行动还要丰富细腻得多。 从在革命大学学习的时候起，沈从文就开始阅读毛泽东著作，以后又逐步扩展。尽管沈从文在引用经典著作时经常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但大体意思并不错。诸如“文艺面向工农兵”、“不调查研究无发言权”、“一切不孤立，一切事有联系和发展”等就是这样的例子。对于这一点，黄永玉曾有过一段颇为生动的描述： 从文表叔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什么态度呢？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我从来没听他谈过学习的经历和心得。 我们这些政治上抬不起头的人有一个致命的要害，就是对熟人提起“学习”就会难为情。 他书房里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还是选集？）《列宁全集》，自然还有《毛泽东选集》，还有《鲁迅选集》（全集？），记得还有《斯大林全集》（选集？）和《联共党史》，其他的学习材料也整整齐齐排了几个书架。…… 在从文表叔家，他的马恩列斯毛的选、全集，有的已经翻得很旧，毛了边，黄了书皮。要不是存心从旧书摊买来，靠自己“读”成那种水平，不花点心力是办不到的。（注：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碎屑》，《比我老的老头》，第115—116页，作家出版社2003年。） 沈从文是真诚的。1959年1月3日，苏联成功发射了“月球1号”探测器。中国作为苏联的友好盟邦，自然为此感到欢欣鼓舞，1月4日，《人民日报》发布了“开创星际飞行伟大新纪元，显示社会主义无比优越性，苏联宇宙火箭飞探月宫，今天中午可抵月球区域，将成为第一个人造太阳卫星，十多种科学仪器工作正常，并且首次放出了人造彗星”的特大新闻。沈从文也兴奋异常，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苏联的骄傲，而且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骄傲。这情绪在写给大哥的信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几天来，全北京都为苏联卫星上天兴奋。（我觉得真是只有请求入党，来纪念这件大事，才足表示对社会主义阵营理想全面的拥护和成功深深信心！）这一来，实在太好了，把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加速崩溃的事情，必然将在亚、非及南美各处都有具体的反美行动来证明！我们国内科学文化的进展，也是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可见出的。”（注：1959年1月7日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280页。） 实际上，沈从文入党的想法并不是因苏联卫星上天才起的，自20世纪50年代，这是他的长期追求。这想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沈从文在内江参加土改期间，在写给儿子们的信中就说：“要入党，才对党有益。我就那么打量过，体力能回复，写得出几本对国家有益的作品，到时会成为一个党员的。工作搞不好，就不。”（注：1951年12月6日致沈龙朱、沈虎雏，《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213页。）他把入党看得极其神圣，如果连自己工作也搞不好，就不入。从这一刻起，这种想法就已经悄悄地埋在了他的心底。1959年，当大哥再次以入党事相询时，沈从文再次向他坦承了自己的想法：“请求入党事，还没有作。因为目下工作重点在解决文物问题，不紧抓业务，不能完成任务。单是我积极也不成，有些问题国内还无人摸过，此后年轻人或更无从摸它，不赶紧作，将成永远空白。……对付业务学习，我的能力比较容易运用，对付人，我不成功。特别是对付某种毫无业务热情，毫无职业责任，唯以民主党派成员出面，靠社交混日子的上司，我就不知如何来对付。……我最不中用的，是从社交方式来应付人，有些同事即同在一处十年或再久，也不易相熟。有些同事中即已共事廿年，也还是等于陌生。工作态度不同，因之更难相熟。这是我一生极大弱点，无可奈何。这种性情入党，也许只能增加党的负担，因此从客观说来，目前或者不是入党与否问题，倒是怎么样好好使用剩余生命到工作上问题。”（注：1959年1月25日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289—290页。）这是沈从文的真情流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