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注：参见林蒲：《投岩麝退香》，《长河不尽流》，第160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这是沈从文对文学感情的真实写照。在他转向文物研究的时期，对文学的热爱之情不但一点没有被缓释，反而由于远离文坛更增加了对文学的热爱。即便在他一生最为艰难的日子里，沈从文也一刻没有放弃对文学的关注。他曾把自己的这种心态形象地比喻为“跛者不忘履”：“这个人本来如果会走路，即或因故不良于行时，在梦中或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会常常要想起过去一时健步如飞的情形，且乐于在一些新的努力中，试图恢复他的本来。”（注：参见《沈从文全集》27卷，第462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虽然沈从文不是代表，他自己又尚在重病中，但他依然眷念着文坛，向来探望他的朋友们问这问那，似乎自己根本没有被隔绝在文坛之外。“首届文代会期间，我们几个人去从文家不止一次，表面上看不出他有情绪，他脸上仍然露出微笑。他向我们打听文艺界朋友的近况，他关心每个熟人。”（注：巴金：《怀念从文》，《长河不尽流》，第11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在革命大学期间，尽管沈从文已经作出了离开文坛的决定，但这只不过是对阴晴未定的文艺政策的一种回避策略，在沈从文的内心世界里，文学才是他魂牵梦绕之地，在这期间创作的《老同志》便是这一情结的有力证明。多年来，他已经形成了一种隶属于他自己的文学观，告别文坛的他，经常不由自主地按照自己的理念评价当下的文坛。在这个时期的书信中，经常可以读到沈从文对文坛现状的看法和自己的写作计划： 近来在报上读到几首诗，感到痛苦，即这种诗就毫无诗所需要的感兴。如不把那些诗题和下面署名连接起来，任何编者也不会采用的。很奇怪，这些诗都当成诗刊载，且各处转登不已。 ——1951年9月2日致一位青年记者的信 这回下乡去是我一生极大事件，因为可以补正过去和人民群众脱离过误。二十多年来只知道这样那样的写，写了许多文章，全不得用。如能在乡下恢复了用笔能力，再来写，一定和过去要大不相同了。因为基本上已变更。你们都欢喜赵树理，看爸爸为你们写出更多的李有才吧。 ——1951年10月28日致沈龙朱、沈虎雏 这么学习下去，三个月结果，大致可以写一厚本五十个川行散记故事。有好几个已在印象中有了轮廓。特别是语言，我理解意思，还理解语气中的情感。这对我实在极大方便。 ——1951年11月8日致张兆和 你说写戏，共同来搞一个吧，容易安排。或各自作一个看看，怕没有时间。因为总得有半年到四个月左右空闲，写出来才可望像个样子。背景突出，容易处理，人事特殊，谨慎处理易得良好效果。可考虑的是事的表现方法，人的表现方法。用歌剧还是用话剧形式。我总觉得用中篇小说方式，方便得很。用把人事的变动，历史的变动，安置到一个特别平静的自然背景中，景物与人事一错综，更是容易动人也。但当成戏来写，社会性强，观众对于地方性生产关系，也可得到一种极好教育。只恐怕不会有空闲时间来用。 ——1951年12月2日致金野 从这些书信可以看出，沈从文对文学创作的留恋之情。在建国初的几年里，尽管有关方面表面上鼓励沈从文继续从事写作，但文坛上没有一扇大门是为沈从文敞开的。自1950年5月起，沈从文就在暗自使劲，悄悄地创作了纪实性的小说《老同志》，到1952年1月已经七易其稿，但辗转数家报刊杂志，没有一家愿意刊登。 最后，这位名满天下的老作家，不得不委曲求全地给丁玲写信，请后者予以推荐：“寄了篇文章来，还是去年十一月在四川写的，五月中寄到一个报纸编辑处，搁了四个月，现在才退回来，望为看看，如还好，可以用到什么小刊物上去，就为转去，不用我名字也好。如要不得，就告告毛病。多年不写什么了，完全隔了。”（注：1952年8月18日致丁玲，《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353页。）为了发表这篇小文，沈从文已经把要求降到了最低点，但这篇小说在沈从文生前一直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 新作难以获得发表的机会，旧作的出版渠道也对沈从文关上了大门。1953年春，多年合作的开明书店给沈从文发来一封公函，大意是：尊作早已过时，开明版纸型及全部库存作品均已代为销毁。尽管沈从文作为代表参加了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但却是以美术代表的身份与会的。这两件事对正尝试重操旧业的沈从文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多年来，开明书店与沈从文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从1941年开始，开明书店陆续推出了沈从文的作品集，到1948年时已出版了多种，尚有五六本待印，那时沈从文的书是抢手货，出版商把他当作赚钱的工具。正是有这个依托，即便在形势最为严峻的1948年，沈从文依然非常乐观。但斗转星移，三年刚过，已然物是人非，作品还是那些作品，人还是那个人，可一切都翻了个儿，人被当作“反动”作家，作品已然没有了存在的意义。世事已然如此，这使沈从文对创作产生了畏惧心理，这也正是建国初他一再拒绝从事文学写作的终极原因。此后，每当拿起笔来的时候，总是前怕狼后怕虎，这种心态最终决定了沈从文1949年后文学创作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