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悲剧：以思想的名义进行的生命反叛 当年创造社同人郑伯奇在谈及张资平的性爱小说时称，“描写两性的纠葛，是他最擅长的地方”（注：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6页，第16页。）。而后期创造社成员冯乃超在1928年第1期的《文化批判》上发表文章，批判张资平的小说《飞絮》、《苔莉》等，认为其作品将来一定会落在反动的阵营里，而鲁迅对其小说本质的否定更是众所周知的了。某种批评总是依据于特定时代的价值观和现实需要的，如果把张资平的性爱小说作为一个复杂的人生世界而不只是一个简单艺术模式来看待的话，那么也许会有另外一种较为积极的评价。 在张资平的性爱小说中，包容了各种各样的性爱形态。有师生之恋（《约伯之泪》、《性的等分线》、《curacoa》），有叔侄之恋（《梅岭之春》），有叔嫂，姐姐与妹夫之恋（《性的屈服者》、《爱力圈外》、《最后的幸福》）。而且，在这纷杂的性爱故事中往往包含多个性爱关系者，形成一个或几个“三角”。就人物的性爱纠葛的最后结局来说，往往都是悲剧性的，形成了某种共同的发展逻辑：男女相互吸引或相互爱恋，而后遇到来自社会环境或个人自身的障碍，最后以人物的病死（多为肺病）或分手而告终。这种性爱类型的多样化与恋爱结局的单一化本身，表现出了作家对人性与社会关系认识的深刻性和全面性。 在张资平的小说中，多角性爱关系的形成与普遍悲剧结局的发生，源自于社会的外在环境和个人的内心世界及其相互关系。 首先，个体的自然生命与社会的群体道德（特别是封建礼教）的冲突构成性爱关系的普遍性的悲剧结局，表现出张资平小说与“五四”文学精神的同步。三角恋爱从人类一般的社会伦理规范来说，无疑属于一种不正常的恋爱关系，但其存在本身又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人类对理想性爱的追求及其难以实现的事实。当作家把它纳入整体的社会分析中时，便表现出对封建礼教的深刻批判。可以说，这一事实反映了性爱理想与外在的社会环境的矛盾冲突。真正理想的性爱关系应是“灵与肉”的统一，这在“五四”时期曾是一个最为触动青年男女心魄的人生命题。但在公开的封建道德体系中，真正的“灵”的相通或本能的“肉”的欲望都处于被轻视乃至被扼杀的位置。性关系成为某种伦理道德的表现过程，男女双方亦不过是实现特定礼法观念的工具。既排斥性爱双方的情感因素，又轻视夫妻之间自然欲望的合理性，而单纯追求传宗接代、祭祀先祖的伦理目的便成为中国传统婚姻的实质。“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注：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6页，第16页。）至于这种不正常婚姻之中或之外的自然欲望和情感需求则不被重视乃至被否定。张资平的《梅岭之春》中，女主人公方保瑛向往外面的世界，不满意于一般农妇的生活处境，在教会中学读书时与远房亲戚吉叔之间互相萌生了美好的情爱，并在吉叔被学校解职之后两人终于实现了“灵与肉”的结合。但是，在强大的封建礼法力量面前，这种自然之爱由于被涂上一层“乱伦”的阴影而自行毁损。两人都带着身心的深深创伤而最终要回归于既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从两人的性爱悲剧中可以看到，童养媳的身份和叔侄的名分本身便构成了理想性爱的巨大障碍，这种爱从一开始便决定了其必然的结局。在以封建礼法为第一要义的社会环境之中，自然的欲望与情感的需求是没有价值可言的。这篇作品虽然明显是模仿日本“私小说”作家岛崎藤村的小说《新生》，但是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其思想变革的价值和意义仍然是存在的。在《双曲线与渐近线》、《爱之焦点》等作品中，作家通过人物之口宣布：“义理面前无真爱”，为了求得理想性爱的实现，就必须“把愚昧的义理铲去，把迂腐社会的束缚解了去”。爱情的悲剧由封建礼教造成，而三角或多角恋爱的形成也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最后的幸福》中，女主人公美瑛美丽温柔，中学毕业后既渴望继续求学，又按照乡间一般习惯而渴望出嫁成亲，以完成传统女性的社会角色。在错过一个个定亲的机会之后，她已成为受人讥笑的老处女。当她爱上最后一个求婚者时，母亲却把她嫁给了又赌又嫖而且吸食鸦片的表哥做填房。这种不平等而且不真实的婚姻本身即构成了美瑛日后寻找情人的基础。于是，在婚后的生活里，她先与原先的求婚者现在的妹夫偷情有孕，后又与原来的情人同居，最后因性病而早卒。主人公行为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人的自然需求对旧有“名义”和“公式”的破坏和反抗。当封建婚姻制度限制了以爱为基础的婚姻理想的时候，就酿造了以后婚外情甚至乱伦的悲剧。因此，当人们面对这种不符合社会伦理与血缘关系规定的性爱行为时，要反思传统的婚姻制度和两性观念的合理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强制性的婚姻关系是性爱自由的温床。 张资平笔下的性爱纠葛表现出既定的婚姻与自然的爱情之间的矛盾，而深层则是封建伦理规范与本能的自由天性的矛盾。规范与本能的冲突构成了张资平性爱小说的基本模式。应该看到，这种艺术表现的模式是中外文学史上共有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是来自于作家构思的雷同，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人类生活本身普遍矛盾的存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种规范与本能的冲突来得比其他社会都更为深重和普遍。以儒教为主体的封建伦理道德作为一种“治人之道”，很少关注和思索人的自然生命价值，而注重礼教纲常对人之自然生命的限制，“人”的学说成了专门的“做人”的学说，把活生生的人作为抽象伦理的单纯表现物。在与“天理”、“天道”等值的道德规范面前，人的情感和本能已经并不重要。在这种严密而恒定的封建伦理体系中，人的自然本性被扼杀、婚爱悲剧的发生也就是极为普遍而长久的了。在短暂的人生过程中，是扼杀生命还是改变道德，理想的答案不言自明。张资平的小说紧紧地抓住了这一生活本质，不厌其烦地运用相近的模式和逻辑来上演着一出出婚爱悲剧，其本身就表明了作家对封建传统和现实人生认识的深刻性。在他的后期作品《爱力圈外》中，作者就通过人物之口表明了自己的这一认识：“恋爱是人类最自然的灵发动，这本是很平凡的话。但平凡就是真理，违背了这个真理，悲剧就要发生了。”最后他认定“不自然的道德确是罪恶”，“不尊重他人的恋爱是今日最坏的一种社会病”。在《圣诞节前夜》中，蔚生与静仙互相爱慕已久，情趣相投，虽然蔚生认为“她就是我的生命”，静仙宣称“我是属于你的，我是你的人”，但女方家庭却早已认定女儿当然要嫁给表哥吴萍初，“毋庸多事讨论，只要吴萍初答应一句，他们就马上可以把静仙抬到吴家去”。人们看到，静仙们在旧式的婚姻关系中只不过是体现家长意志的工具，所谓个人意愿和情感需要都是被忽略不计甚至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生命终于被浪费了。 从总体意义来说，张资平的性爱小说强烈的批判锋芒直指封建伦理道德和陈腐婚姻观，是五四文学主题的积极延伸。以思想激烈而著称的文艺批评家钱杏邨就明确指出：“张资平先生的恋爱小说的产生是与他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他的创作确实是时代的产儿。我们只要了然于五四运动以后的情况，我们就可以不假思索地指将出来，张资平先生的恋爱小说完全是五四期间女子解放运动起后必然地要产生出来的创作。张资平先生的创作内容完全是五四时期两性解放运动的事件对于文学上的反映。因此，张资平先生的恋爱小说里的人物，也完全是五四运动初期的人物。”（注：《礼记·婚义》，见《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34页。）值得注意的是，张资平小说中这种五四文学精神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多情而大胆的女性形象来完成的，强烈的女性意识使张资平与同时代作家特别是创造社作家区别开来，而其小说的文化批判意识也主要表现在女性解放这一时代主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