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于抗战中的重庆校园文艺社团

      一

      突兀社（全称突兀文艺社）1940年初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重庆北碚兼善中学，其发起人有杨顺仁、杨本泉、刘德彬、唐廷璐、陈万堂、韩久余、龚固礼等人。除杨顺仁外，全是当时兼善中学高二班的学生。在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一群普通的中学生何以办起文艺社呢？据当事者回忆，当时为避开日寇飞机日益严重的轰炸，兼善中学由北碚街上迁至山林蓊郁的鸡公山上，曾就读于兼善中学的杨顺仁同学到鸡公山上探望仍就读于兼中高二班的原初八班老同学，为了纪念那一段难忘的同窗之谊，同时便于今后大家在文学上相互勉励和联系，杨顺仁建议成立一个文艺社，得到大家的欣然响应。于是大家学习鲁迅先生办《语丝》时翻字典的方法为文艺社取了“突兀”之名，取其“突然崛起”之意，并以“突兀文艺社”的名称于1940年初向兼善中学训育处登记成立。[1]

      突兀社一经成立，即显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势头。社员们结合当时的抗战现实，积极开展文艺活动，很快发展成了一个跨班、兼容高初中年级的全校性的文艺社团。他们不仅积极创办了《突兀文艺》、《突兀旬刊》、《突兀晚报》三种有特色的文艺壁报，还组织成立了散文、小说、诗歌、评论四个文艺兴趣小组，选取大家感兴趣的书或关注的抗战现实环境中的文艺创作问题来讨论，这既坚定了社员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意志，又培养了大家的艺术修养与创评能力。

      1941年秋天，兼善中学从鸡公山迁至嘉陵江边的毛背沱。由于抗战时期条件艰苦，学校的校舍大多是土墙茅顶的简陋建筑，但这并没有抑制突兀社社员的创作激情。随着赵子信、万继金、李家华、席向、邝忠实、陈等一批新社员的加入，突兀社活力大增。这些新社员与老社员们一起，同心协力，开创了突兀社创作的新局面。1942年，在与兼中的另一个文艺社团草原文艺社的竞赛中，突兀社的社员们开始从写短小的诗文转向较长的文艺作品。这一时期，刘鸿奎（笔名徐村）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暴风雨》、《纯真的爱》、《泥泞的路》等，杨本泉（笔名木人、穆仁）写出反映校园生活的短篇小说《级会》，邝忠实创作了抗日题材的话剧《神父之死》等，力求内容充实与技巧开拓的作品。创作水平的提升，使精力充沛的突兀社员们不再满足于校内壁报活动，开始将《突兀文艺》改为油印，以增强其社会传播能力，扩大突兀社的影响。这样突兀社的作品影响力就不再局限在兼中校园范围内，这为突兀社由兼中走向更广阔的社会天地打下了基础。随着突兀社的社员从兼善中学转学他校和毕业升入大学，犹如星星火种，突兀社也很快由兼善中学扩展到其他中学和大学，成为抗战时期活跃在多所大中学校的校园文艺社团。

      突兀社并未提出鲜明的文艺主张，但是突兀社的壁报内容以及社员们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文学创作，却比较明确地表达出一个共同倾向，用其“永久社长”杨本泉的话来讲，就是内容上“关注现实人生，反映社会下层，作民众的代言人，为民众呼喊”，创作方法上“大多采用现实主义”[1]。突兀社作为抗战时期崛起的文学社团，为什么没有提出鲜明的抗战文艺的主张，而是执着于现实人生的表现和艺术技巧的学习呢？这是因为，突兀社崛起与活跃之时，抗战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战争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抗战初期的那种激情奔放的热情，已经为相持阶段的深沉凝重的情感所替代，因而标语口号式的抗战文艺也转化为一种对现实人生的深切的艺术关注，这是非常符合抗战时期文艺发展的时代性特征的。

      正是由于这一点，突兀社受到抗战时期在重庆从事抗战文化领导工作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茅盾的热情关注，茅盾不仅亲自担任突兀社的创作辅导员，帮他们修改习作，还为刘鸿奎的小说集《纯真的爱》写序，并专门撰写《什么是基本的》一文，指导和鼓励突兀社的文学青年，称他们为“很有希望的文学幼苗”。也正因为如此，突兀社在后来由中学而走向大学走向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关注现实人生，反映社会下层，作民众的代言人，为民众呼喊”的文艺倾向，得到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学青年与社会的认同，成为抗战时期活跃于重庆的颇具规模与影响的校园文艺社团。

      二

      突兀社在抗战时期重庆的校园与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主要与该社兴办《突兀文艺》、《突兀旬刊》、《突兀晚报》等文艺刊物密切相关。

      突兀社在办刊的过程中，注重刊物的质量与内容的多样性，重视文艺问题的讨论，采用兼容并包的态度，向老师与青年学生敞开了文学的大门。突兀社刊物的内容丰富多样，还经常开展一些大家关心的文艺创作问题的讨论，颇受校园师生的注意，一些爱好文学的老师和同学纷纷向突兀社的刊物投稿。比如，1940年《突兀旬刊》开展了关于“灵感”、“文言与白话”等问题的讨论，在校园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兼善中学一位雷姓老师向《突兀旬刊》投稿，参与“文言与白话问题”的讨论，雷老师文章的观点是：“要写漂亮的白话文，必须具有深厚的文言文的功底；鲁迅白话文写得好，即得力于他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高。”雷老师的本意是在白话文早已取得正宗立场的前提下，主动请进文言文，以提高白话文的艺术表达水平。但由于其自身对文言文的极度偏爱，引起早已确立白话文为文学正宗思想的学生们的误解与不满，于是突兀社员陈万堂同学用笔名在下一期的《突兀旬刊》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文章，并引用鲁迅的话批驳雷老师的观点，由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尽管论争的双方有一些误会与意气用事的地方，但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表达出对白话文正宗地位的坚守与对白话文水平的提高的双重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