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性”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阐释的关键词。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便是：“现代性”概念及其知识体系的出现使得我们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解找到了一个更具有整合能力的阐释平台，改变了以前那种单凭“走向世界”的激情而从不同知识概念体系中任意支取话语的状况。从“现代”而到“现代性”，虽然是一字之差，却包含着对于一种知识话语的自觉的追问和清理。通过知识的清理，我们过去关于“现代”、“现代性”、“现代化”的或零散或随意或飘忽的认识都第一次被纳入到了一个完整清晰的系统当中，并且寻找到了在人类精神发展流程里的准确的位置。最近10年，“现代性”既是中国文学批评界所有译文的中心语汇，也几乎就是所有研究的话语支撑点，在我们这种“翻译”与“表述”的同一性的背后，更有中国与西方理论命题的同一性。对于从上世纪80年代一路“走向世界”而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同一”似乎就是他们日夜渴望的“与世界同步”、“与国际接轨”，难道经过20多年的努力，当代中国的学术真的是弥合了人们所焦虑的那种与西方学界的“鸿沟”，站到了与现代化社会的知识分子一样的起跑线？ 然而问题却显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在我看来，就在我们今天的学术话语中，漫天飞舞而身影模糊的批评概念当中，分明也出没着我们的“现代性”。现代性，固然有它区别于1980年代“走向世界”、“现代化”诸激情的相对明晰，但在今天频繁登场当中，却也照样呈现出了十分复杂以至含混的特征，如果不进行研究语域的划定，许多研讨都无法真正地拓展，甚至基本的对话都无法进行。 在今天我们关于“现代性”语域的种种划定当中，继续追踪它在西方学术思想发展中的来源与演变是一回事，但更迫切更有价值的却是考察能够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思想的理解产生决定意义的“现代性”含义：包括它的来源、效力与演变的过程，更包括我们是在怎样的与西方有别的立场上“需要”它、“改造”它。在我们进行这样的考察之前，必须把握的一个基本事实便是，我们引以证明的材料本身就存在一个话语混乱的现实，这种混乱本身才正是“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本来面目。换句话说，如果不对当今流行于世的“现代性”概念进行细致的辨析和梳理，我们自己的阐释也会陷入到艰难的境地。 如果说，在对西方“现代性”概念的梳理介绍过程中，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1] 这里有两种现代性（即所谓世俗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分歧，也有卡林内斯库所说的面孔的五种：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与后现代主义。那么，如下的判断可能对我们更加的重要：最复杂的“现代性”概念其实还不是在西方学术思想的领域里，恰恰是在所谓的“现代性”进入中国以后，来自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们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而导致了对“现代性”意义的复杂赋予。在今天，无论阐释“现代性”知识系统本身还是阐释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都必须首先面对概念芜杂丛生的事实，这，就是我们课题的真正的难度。 （二） 我以为，至少有四种意义的“现代性”概念已经同时呈现在了我们面前。首先是“现代性终结”论者的“现代性”。这一意义上的“现代性”概念出现得最早。它产生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包含了一部分知识分子既不断追踪西方思想资源又主动迎合国家政权的民族主义导向的复杂意图，在当时，中国的“现代性终结”论者既适应了“批判西化”政治要求，又继续以输入“反叛西方文化”的西方文化形式保持了自己追逐外来“新潮”的既往思路，立足“后现代”立场，宣布“现代性终结”，这在当时无疑是十分新鲜且具震慑效果的。“现代性终结”论者的基本观念可以如此简略地表述为： “现代性”无疑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文化等级制，西方被视为世界的中心，而中国已自居于“他者”位置，处于边缘。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民族及个人身份危机的巨大冲击，已从“古典性”的中心化的话语中摆脱出来，经历了巨大的“知识”转换（从鸦片战争到“五四”的整个过程可以被视为这一转换的过程，而“五四”则可以被看作这一转换的完成），开始以西方式的“主体”的“视点”来观看和审视中国。[2] 自然，“现代性终结”的宣判并不能改变中国作为一个后发达国家要求社会变革与文明发展的现实，如果说来自西方文化阵营的哈贝马斯尚在思考“现代性”工程的“未完成”[3]，那么，对于农业文明弥漫中的中国社会而言，“未完成”的现代转型恐怕就更是一个无可避讳的事实了。无论这样的“现代性”在多大的程度上取法于西方，“他性”如何影响着“自性”的生长，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文化中的诸多尘埃的确需要在这样的冲击中荡涤，中国文明需要在变化发展中求得新的生机。于是，我们看到，即便是在“现代性终结”来势汹涌的时候，也依然有那么一批执著于中国文艺问题思考的学者继续沿着“五四”——新时期的思想启蒙之路展开自己的“现代性”之思，这方面的最有影响的事件就是杨春时、宋剑华1996、1997年发起的“文学现代性品格”论争。与“现代性终结”论者的结论恰恰相反，他们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完成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转型，它属于前现代的世界近代文学的范围，而不属于世界现代文学的范围；所以，它只具有前现代性或近代性，而不具有现代性。”[4] 将“现代性”定位于中国当代文学需要努力建设才可能呈现的品格，这样的姿态可谓是一种“呼唤现代性”的赤诚。“呼唤现代性”论者的现代性概念显然与“现代性终结”论者有异，可谓是当代中国第二种值得注意的“现代性”认知。这一认知最显著的特点便是特意论证了一个“近代性”的问题，并将现代性作为与近代性完全不同的理想加以解读。正如杨春时、宋剑华所自述的那样：“确定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要将中国近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总体发展联系起来，从而为中国近代文学找到了准确的坐标或参照系。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虽然也注意到了世界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但并没有从世界文学史的观点（而只是从自然时间概念上）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定位。它不顾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套用世界文学史分期于中国文学，把‘五四’以后的文学定位于现代文学，这是非常荒谬和自欺欺人的。”文学史家杨义认为：这正“体现了作者想超越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的更为新锐的现代性追求。”[5]
